材料一：中国的城市建设和相关理论在商周时期已经产生。古代城市具有“城”和“市”的两重身份，但侧重政治、军事属性。城市公共空间主要为政治统治和群体服务，同时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市镇的广场以及其相邻建筑如牌坊，常常与当地的历史、风俗有密切联系。随着佛教的发展，“庙会”兴起并成为新的公共场所。唐宋以来，城市布局和公共空间明显发展。近代，仿西方而修建的公园、娱乐场所等逐渐成为公共空间结构的新要素。新中国的城市和公共空间建设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偏好，历经波折，但也取得了较大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仅突出了广场、街道等传统方面，还顾及了社会弱势群体和邻里联谊等新兴需求，而且引入了社会资本和群体参与。

材料二：15世纪以后的欧洲，城市公共空间结构打破了中世纪的封闭状态，宏伟的林荫大道和广场，早期古希腊城市规划思想中的几何学构图也重新出现，这些体现着人对社会和自然的有力控制。19世纪以来城市人口爆炸式增长，城市规模和数量急剧扩大，产生了一系列城市空间问题。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人与环境、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等矛盾，20世纪初以来，英美等国着重从美观舒适、卫生、精神文化等方面改善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

——摘编自周波《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演变》

材料一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张岂之《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二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各阶层人民的教育观念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维新派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良好的教育，为了变法，必先改革教育。从京师大学堂到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各教学机构纷纷成立。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制订了工厂制度，进行了教育和劳动结合的实验，以解决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的无文化状况。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欧文的实验，认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来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毛泽东在教育领域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1958年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指示。

——摘编自黄济《关于劳动教育的认识和建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