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范字成之，黄岩人。少从其从祖烨、知仁游，从祖受学朱熹，至范益著。嘉定元年举进士，调金坛尉，再调婺州司法。绍定三年 ， 主管户部架阁文字。六年，迁大理司直。改秘书郎，寻拜监察御史。奏：“曩者权臣所用台谏，必其私人，约言已坚，而后出命。其所弹击，悉承风旨，是以纪纲荡然，风俗大坏。陛下亲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矫宿弊，斥去奸邪。”理宗深然之。

    嘉熙二年，差知宁国府。明年至郡，适大旱，范即以便宜发常平粟，又劝寓公富人有积粟者发之，民赖以安。始至仓库多空未几米余十万斛钱亦数万悉以代输下户粮。两淮饥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张世显尤勇悍，拥众三千余人至城外。范遣人犒之，俾勿扰以俟处分，世显乃阴有窥城之意。范以计擒斩之，给其众使归

    淳祐二年，擢同签书枢密院事。范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无隐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宽容，内实忌之。四年，迁同知枢密院事。以李鸣复参知政事，范不屑与鸣复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诸城门不得出范。太学诸生亦上书留范而斥鸣复，并斥嵩之。嵩之令谏议大夫刘晋之等论范及鸣复，范遂行。会嵩之遭丧谋起复不果，于是拜范右丞相，范以逊游似，不许，遂力疾入觐。帝亲书“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赐之。

    时孟珙权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难制 ， 至是以书来贺。范复之曰：“古人谓将相调和则士豫附，自此但相与同心徇国。若以术相笼架，非范所屑为也。”珙大感服。未几，大元军大入五河，绝中流，置营栅，且以重兵缀合肥，令不得相援，为必取寿春之计。范命惟扬、鄂渚二帅各调兵东西来应，卒以捷闻。范计功行赏，莫不曲当，军士皆悦。

    未几，卒 ， 赠少傅，谥清献。

(选自《宋史》，有删改)

    段达，武威姑臧人也。父严，周朔州刺史。达在周，年始三岁，袭爵襄垣县公。及长，身长八尺，美须髯，便弓马。高祖为丞相，以大都督领亲信兵，常置左右。及践阼 ， 为左直斋，累迁车骑将军，兼晋王参军。高智惠、李积等之作乱也，达率众一万，击定方、滁二州，赐缣千段，迁进仪同。又破汪文进等于宣州，加开府，赐奴婢五十口，绵绢四千段。

    仁寿初，太子左卫副率。大业初，以蕃邸之旧，拜左翊卫将军。征吐谷浑，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帝征辽东，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清河张金称等并聚众为群盗，攻陷城邑，郡县不能御。帝令达击之，数为金称等所挫，亡失甚多。诸贼轻之，号为段姥。后用鄃令杨善会之计，更与贼战，方致克捷。还京师，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辽东，以达留守涿郡。俄复拜左翊卫将军。高阳魏刀兒聚众十余万，自号历山飞，寇掠燕赵。达率涿郡通守郭绚击败之。于时盗贼既多官军恶战达不能因机决胜唯持重自守顿兵馈粮多无克获时皆谓之为怯芃。

    十二年，帝幸江都宫，诏达与太府卿元文都留守东都。李密据洛口，纵兵侵掠城下，达与监门郎将庞玉、武牙郎将霍举率内兵出御之。颇有功，迁左骁卫大将军。王充之败也，密复进据北芒，来至上春门，达与判左丞郭文懿、尚书韦津出兵拒之。达见贼盗，不阵而走，为密所乘，军大溃，津没于阵。由是贼势日盛。及帝崩于江都，达与元文都等推越王侗为主，署开府仪同三司，兼纳言，封陈国公。元文都等谋诛王充也，达阴告充，为之内应。及事发，越王侗执文都于充，充甚德于达，特见崇重。既破李密，达等劝越王加充九锡备物，寻讽令禅让。充僭尊号 ， 以达为司徒。及东都平，坐诛，妻子籍没。

（选自《隋书列传卷十五》）

    刘应节，字子和，濰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井陉兵备副使，兼辖三关。四十三年以山西右参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母丧归。隆庆元年起抚河南。俺答寇石州，山西骚动，诏应节赴援。已，寇退。会顺天巡抚耿随卿坐杀平民充首功逮治，改应节代之。建议永平西门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请募民习海道者赴天津领运，同运官出海达永平。部议以漕卒冒险不便，发山东、河南粟十万石储天津，令永平官民自运焉。四年秋，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如故。奏罢永平、密云、霸州采矿。又因御史傅孟春言，议诸镇积贮，当计岁丰歉。常时以折色便军，可以积粟；凶岁以本色济荒，可以积银。又明年建议通漕密云，上疏曰：“闻通仓粟多红朽。若漕五万石于密云而以本镇折色三万五千两留给京军则通仓无腐粟京军沾实惠密云免佥商一举而三善备矣。”报可。给事中陈渠以蓟镇多虚伍，请核兵省饷。应节上疏曰：“本镇西起镇边，东抵山海，因地制兵，非三十万不可。今主、客兵不过十三万而已。以今上计，发精兵二十余万，恢复大宁，控制外边，俾畿辅肩背益厚，宣、辽声援相通，国有重关，庭无近寇，此万年之利也。”部议行所司清军，而补兵之说卒不行。万历元年进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如故。进南京工部尚书，召为戎政尚书，改刑部。锦衣冯邦宁者，太监保从子，道遇不引避，应节叱下之，保不悦。会云南参政罗汝芳奉表至京，应节出郭与谈禅，保党疏论之，遂偕汝芳劾罢。卒，赠太子少保。

（节选自《明史刘应节传》）

    范延光，字子瑰，临漳人也。唐明宗为节度使，置延光麾下 ， 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郓洲，梁兵方扼杨刘，其先锋将康延孝阴送款于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于庄宗者，延光辄自请行，乃怀延孝蜡丸书，西见庄宗致之，且曰：“今延孝虽有降意，而梁兵扼杨刘者甚盛，未可图也，不如筑垒马家口以通汶阳。”庄宗以为然。垒成，梁遣王彦章急攻新垒。明宗使延光间行求兵，夜至河上，为梁兵所得。送京师，下延光狱，搒掠数百，胁以白刃，延光终不肯言。系之数月，稍为狱吏所护。庄宗入汴，狱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庄宗见延光，喜，拜检校工部尚书。明宗时，为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荥阳，朱守殷反，延光曰：“守般反迹始见，若缓之使得为计，则城坚而难近。故乘人之未备者，莫若急攻，臣请骑兵五百，驰至城下，以神速骇之。”乃以骑兵五百，自暮疾驰至半夜，行二百里，战于城下。迟明，明宗亦驰至，汴兵望见天子乘舆，乃开门，而延光先入，犹巷战，杀伤甚众，守殷死，汴州平。明年，迁枢密使。明宗问延光马数几何，对曰：“骑军三万五千。”明宗曰：“吾兵间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时，马数不过七千。今有马三万五千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尝计，一马之费，可养步卒五人，三万五千匹马，十五万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战马而瘠吾人，此吾所愧也！”是时，王淑妃用事 ， 遂凝兄弟与淑妃有旧，方倚以蒙恩宠，所言无不听，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争，独延光从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视朝，京师之人，汹汹异议，有司不能禁。或劝延光以严法制之，延光曰：“制动当以静，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间，京师乃定。是时秦王握兵骄甚延光惧祸之及也乃求罢去明宗再三留之延光继之以泣不得已乃罢之。已而秦王举兵见诛，明宗崩 ， 路王反，唐室大乱，弘昭、赟皆及祸以死。末帝复诏延光为枢密使，拜宣武军节度使。

（节选自《新五代史·范延光传》）

涉  务

颜之推

    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涂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今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 ， 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茠鉏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垄土，耕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哲宗立，（苏轼）复朝奉郎、七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确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复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知杭州。未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大臣议迁之岭南。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轼出郊，用前执政恩例，遣内侍赐龙茶、银合，慰劳甚厚。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七年，徙扬州。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敝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轼请复旧，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

(节选自《宋史•苏轼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