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中叶以后，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王阳明以为当时读书人沉溺于理学，无补于社会安危。他提出“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事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心之中。他认为，“良知”是存在于人性中的天理，是一种天赋的道德。“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王阳明强调“致知必在于格物”“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要求端正人心，去恶存善。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等

材料二：中世纪西欧社会处于基督教的绝对统治之下，各种社会弊端丛生……1517年，路德把《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到了教堂门口，反对罗马教皇在德国发行赎罪券。路德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是教徒得到拯救的唯一条件，只有内心真正信仰上帝，才能有真正善良的行为。路德指出，只有《圣经》才是信仰的唯一权威，教徒个人有权凭借自己的良心和理性去解释《圣经》，可以用《圣经》里的话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教皇的教义。路德宣称，国王有权管理和处置教会财产，日耳曼的金钱不能送给罗马教会。他还提出每个国家都有权建立自己的教会，罗马教廷不得干涉。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

材料一

董仲舒以《春秋》经的权威，高度肯定了“大一统”，这符合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孔子的“吾从周”仍是肯定了周朝的封建制，而董仲舒的“大一统”则已是对“汉承秦制”的郡县制的肯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儒学成为“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完成了“汉承秦制”与儒家文化的整合。如余敦康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一种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文化模型，不是在先秦而是在汉代才最终形成的。”

——摘编自李存山《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材料二

朱熹把《大学》中的一些理论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至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主》，用理学重新解释《论语》《孟子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对儿童的生活习惯提出了行为规范。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