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6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9.0%的受访者赞同“儿童分级阅读”。

    伴随着全民阅读活动的推进，家长为孩子购买童书或陪伴孩子阅读已经成为不少文化场所一道温暖的风景，但“究竟哪些书适合我的孩子”的确令家长很苦恼。

    如果一个孩子在10岁前还没有建立起阅读的习惯，他今后恐怕不太可能再喜欢上阅读了，所以创造更多条件把最好的阅读融入最珍贵的童年至关重要。如果孩子在儿童阶段就养成阅读的习惯、爱好，那么对于孩子一生的成长都是大有裨益的；另一方面，“童书分级”有助于儿童阅读精细化。通过精细化阅读，可以使孩子通过吸收文化知识获得更快的成长速度和更广的成长空间，有效避免“书不对路”对阅读积极性的负面影响。

（摘编自吴学安《“童书分级”并非多此一举》，2017年11月1日《北京青年报》）

材料二：

家长为儿童选购书籍主要参考依据（多选）

①A：以孩子兴趣为主

②B：根据教育专家推荐

③C：购买经典图书

④D：老师推荐的图书

⑤E：购买畅销的书籍

⑥F：自己决定

⑦G：听从书店购书建议

⑧H：随意挑选

（资料来源于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材料三：

    分级阅读，是按照少年儿童不同年龄段的心智发育程度为儿童提供科学的阅读计划，为不同孩子提供不同的读物，提供科学性和有针对性的阅读图书。

    如果按照心理学和儿童发展的科学来判断儿童阅读分级必要性的话，年龄越小越适用。因为儿童的身心差异太大了，特别是婴儿时期，差一个月两个月就会有明显的认知上的不同。如果不分级，容易造成阅读压力，让儿童丧失对阅读的兴趣和信心。

    从阅读实践出发，7岁以后的阅读，视儿童在6岁前阅读习惯的建立与否，阅读水平开始逐渐拉开距离。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很多阅读专家反对分级阅读，觉得分级会限制大部分阅读能力强的孩子。

（摘编自保冬妮《建立科学合理的儿童分级阅读》，2017年9月12日《光明日报》）

材料四：

    在电视、手机等大众媒体的影响下，现在的儿童在兴趣、语言、服装等方面的表现都与成人区别不大了。儿童之所以会有童年，重点是儿童和成人的媒介环境是不同的，他们的媒介环境应该经过筛选和过滤。儿童分级阅读就是在塑造适合孩子的媒介环境。不过，目前国内对少儿图书分级阅读还缺乏普遍的了解和认同。虽然有一些童书已经标明了“适合X岁儿童阅读”，但是，这不是全国统一的标准，也没有详细的说明，缺乏充分的实践检验。

（摘编自赵清源《分级阅读：别让“童年的消逝”成为必然》2017.11.1《中国青年报》）

    材料一

    俄新社近日的文章称赞中国扶贫成效显著。文章说，中国在脱贫方面创造了世界纪录，近30年来，那里有7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已经设定目标，在4年内把处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变成“0"。文章指出，消除贫困与社会制度问题的关系由来已久。就目前来看，“市场看不见的手”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不仅看不见，甚至常常是无力的。而中国证明，成绩需要实实在在地干出来，而且要因地制宜，多方入手——改善教育（吸引教师去最贫困的地方支教）、提供信息、给乡村贫困民众送去更多高产的种子和牲畜。

    美国《财富》杂志和石英财经网都报道了中国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一些乡镇村庄，作为中国政府精准扶贫工作的一部分，利用电商热潮实现脱贫的故事。报道也指出，有的偏远地区的贫困村碍于基础设施薄弱，不易通过电商脱贫。

    津巴布韦《先驱报》在《扶贫：来自中国的经验>一文中说，非洲国家正深陷贫困泥潭，而中国有可供学习的扶贫经验，中国非同寻常的扶贫战略被盛赞为全世界最佳范例之一，它向全世界表明，只要齐心协力，任何国家都能成功扶贫。

    （摘编自刘仲华、骆青、杜一菲、颜欢、徐伟《外媒关注中国精准扶贫：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果》，《人民日报》2017年3月16日）

    材料二

    材料三

    推进乡村振兴，关键靠人才。依靠人才振兴，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要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振兴依然是难点。如果缺乏有效的发展机会和平台，特别是产业发展机会和平台，人才往往很难留得住。即使能够留得住，也很难保证不会因为缺少发挥作用的机会而被浪费甚至荒废。当然，乡村振兴是全面振兴，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合理的人才结构也应是动态调整的。产业振兴方面的人才需要产业发展的机会和平台，又会为进一步推进产业振兴提供支撑。文化振兴方面的人才，需要推进乡村文化发展方面的机会和平台，也会为推进文化振兴提供支撑。其他方面与此类似，实际上形成乡村振兴与人才振兴的互动过程。至于推进乡村振兴紧缺的复合型人才和领军型人才，更需要在“建功立业”的舞台上成长和磨练。在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创新体制机制，营造

    良好的用人环境或人才成长生态，吸引适宜的城市人才到农村创新创业？如何将引进外来人才与开发利用本土人才结合起来，发挥外来人才对本土人才成长的引领带动作用，规避之前许多地区出现的“引来了女婿”“气跑了儿子”或“荒废了儿子”等现象，也需要统筹谋划。据此可进一步看出，注重推进乡村振兴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重要和必要的。

    (摘编自姜长云《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要义和规划精髓》，《东岳论丛》2018年10月）

    材料四

    从范畴逻辑上看，精准扶贫解决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乡村振兴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在对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城乡关系变化的深刻把握上，消除城乡发展之间的鸿沟，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共富共赢。按照既定的工作部署，到2020年，中国将实现现行标准（2010年不变价2300元）下农村人口的全部脱贫，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人民温饱有了充分保障。然而，只要社会存在收入差距，就会存在一部分人的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数。近几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在绝对贫困现象消除后，相对贫困问题将更加凸显，农村人口成为相对贫困的主要群体。

    从时间逻辑上看，要立足2020年和2050年这两个时间节点，在全面脱贫基础上实现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都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确定的国家战略。前者立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者着眼于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按照时间节点，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奔小康的基础上，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全面实现。

（摘编自章文光《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如何有效衔接》，《人民论坛》2019年2月上）

    材料一

    当今是数字化的信息时代，阅读载体趋于多元化发展，同络小说、电子杂志、电子书等数宇化阅读方式层出不穷，成为了和传统阅读并驾齐驱的阅读方式，如今几乎大部分经典畅销书籍都能在网络上找到其电子版本，甚至是有声图书，虽然目前纸质书籍并没有受到重创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愿意购买纸质图书，正如英国情报学家K麦克格雷所指出的：没有任何一种媒介可以完全取代另外一种媒介，总的情形是相互补充并逐步统一起来以解决一个特定的交流问题。但毫无疑问，新的阅读方式已经分流了传统阅读的部分受众。

    （摘编自《当今国民阅读习惯与趋势探讨》）

    材料二

    材料三

    当今社会，人们习惯于畅游互联网，有时间读书似乎成了一种奢求。虽然精神食粮不再匮乏，各类书籍品种丰富，应有尽有，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却很难再见到人人都爱读书的场景。读书的习惯都去哪儿了，引人深思。

“全民阅读”今年已是第五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400多个城市建立了区域的阅读节、阅读月，开展了传统文化讲学、经典诵读、亲子阅读等主题阅读活动；由多家出版社出版的50多种图书入选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和国家有关部门推荐的中国好书。全民阅读的倡导，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通过多读书，读好书，去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从而增强文化自信，进而达到全民悦读。“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全民阅读更应该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们从小把古代经典嵌在脑子里，薪火相传，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四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曾写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读书时注意抓住重点、去繁就简和独立思考。实际上，他追求的是读书会意，着重领会书中深含的旨意，而不死抠个别字句。

    苏轼在《又答王庠书》中就侄女婿王庠“问学”，介绍了他自己首创并实践的一种读书方法：“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他认为，每一本好书都需要好好读它几遍，日久天长，必有所获。

    在叶圣陶先生看来，以“整本的书”为教材，“就学生方面说，在某一时期专读某一本书，心志可以专一，讨究可以彻底。在中学阶段内虽然只能读有限的几本书，但是那几本书是真正专心去读的，这就养成了读书的能力：凭这能力，就可以随时随地读其他的书以及单篇短章。读整部的书，不但可以练习精读，同时又可以练习速读。如此说来，改用整本的书作为教材，对于‘养成读书习惯’，似乎切实有效得多”。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五

    二战后，联邦德国政府在制定重建家园计划时，仍留出专门资金用来推广阅读。“阅读是教育的基础”这一理念已成为全德国的共识。德国人非常注重阅读的娱乐功能，提倡快乐闻读，他们用书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培养闻读的兴趣，让孩子更大限度地发挥主动性，参与到读活动中来。德国人更喜欢纸质图书，认为真正的阅读源于书，而非实时消息。他们更愿意阅读有价值的，即便是长篇大论的文章，而不是阅读那些无用的、八卦的、没有任何营养的花边消息。德国平均每个家庭藏书近300册，人均藏书100多册。他们认为，“一个家庭没有书籍，等于一间房子没有窗户”。

    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很小，但在创新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以色列平均几千人就有一个公共图书馆。以色列有句老话：“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以色列人以此激励自己，养成了求知好学的习惯。犹太人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犹太民族不仅涌现出的科学家多，而且拥有亿万家财的富贾巨商也居于世界各民族之前。在美国，屈指可数的亿万富翁中，犹太人就占了一半之多。许多人把犹太民族称为善于学习，积极思考的民族。

（摘编自人民网）

    晋军在《结构的力量：“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一文中指出：与性别、阶层这两个结构因素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文章以此为基础讨论了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认为其“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生存机会的影响”。然而，“结构的力量”并不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全部涵义。

    何为社会结构？米尔斯认为这个概念最通常的用法是指各项制度的组合。也就是说，“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并非由于头等舱、女性、儿童自带免死金牌，而是由于与舱位、性别、年龄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不同乘客的生存机会。在“泰坦尼克号”上，票价越高，其舱位距离逃生甲板就越近，乘客到达甲板的时间也越早，登上救生艇的可能也就越大。针对舱位（即阶层）差异的制度安排，造成了乘客的幸存率总体而言逐级递减。另一方面，“女士和儿童优先”的撤离原则，使得船上女性和儿童的幸存率比男性更高。这些制度安排才是影响个人生存机会的结构力量。

    然而，“结构的力量”之所在，也隐藏了“结构失效”的可能。在制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人们对制度的理解和执行会影响结构的效力。“泰坦尼克号”在乘客撤离时，采用了“女士和儿童优先”这一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制度安排，但这一制度安排在两舷的具体实践是不同的。左舷的二副一律不准聚集在左舷甲板上的二等舱男性乘客登艇，而右舷的一副在甲板上没有女士和儿童的情况下允许聚集在右舷甲板上的三等舱男性乘客登艇，这就造成了二等舱男性的幸存率比三等舱还低的事实。任何制度安排，都只有在实践中通过人们的行动才能发挥效力；无论是结构的力量，还是结构失效，都是人们面对制度安排时行动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行动的力量，而这也是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概念的另一层含义。

    “泰坦尼克号”船难常常被当作现代社会的一个隐喻。在人生与历史交织的这艘邮轮上，人们之间在阶层、性别、年龄、族群/种族等维度上都存在差异，针对这些差异的种种制度安排，使得差异意味着不同的生存机会，这就是社会结构。而每个人都处在这一结构的某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影响了人们可能获得的机会，“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恰源于此。然而，结构虽然会影响人们的行动，却不能决定每个人的行动。于是，结构的效力要受到每个人行动选择的限制。“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与失效都跟个体的行动选择息息相关。然而，每个人行动时都选择自己当时认为的“最优解”，但每个行动都会影响到许多其他人。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行动的重量。

（节选自何江穗《行动的重量：“泰坦尼克号”》生与死的另一面）

当代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日益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深地影响着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如胡塞尔所提出的，自伽利略以来的近代西方文明，一直致力于将自然界数学化、机械化的目标，而这正是西方科学和文化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们姑且不论胡塞尔的论断准确与否，但他确实引发了人类对技术及其发展的伦理反思浪潮。而其中的人工智能技术自诞生至今在短短几十年内便渗透到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每个角落之中。在人工智能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多便捷的同时，很多人也在担心：人工智能在未来是否会成为一个新的主体，跟人类一样拥有自我意识和情感并最终取代人类？是否会破坏而不是增进人类的福祉？这是一种基于人本主义的伦理忧思，从这个角度看，彭家锋、虞昊、邓玉龙等三位青年学者聚焦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与科学应对这一主题展开对话，就怎样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进行学理阐释，并就如何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人工智能更好增进人类福祉进行深入研讨，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人类的意识是长期进化的结果，是不可能被设计出来的。何为意识？到目前为止，“意识”的产生机制仍令科学家们困惑不已。其实意识并非人类所独有的，有些动物也有相对于人类而言比较简单的意识，例如狗就会看家护院，它们会在陌生人进入家中时感觉到不安全而吠叫。人们认为，意识是生命感知与适应环境、调整自身行为从而保护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意识的产生与生物的神经中枢—大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遗憾的是，我们对人的大脑如何产生意识这个根本问题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幸运的是人类拥有地球上最高级最强大的大脑，它使得我们能完成一系列复杂的意识行为。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能通过执行人类的指令完成某些工作，产生类似人类的智能反应，但它并不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

在人们看来，现在的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甚至在某些领域比人类更“聪明”。其实人工智能的“聪明”仅仅是人类基于0和1的编程代码来控制的，或者说人工智能之所以能模仿人类的思维而完成某项工作，关键因素是人类为它们量身打造的一串串操控代码，人工智能仅仅是在完成人类的指令而已。因此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强大，它也仍然只是在人类编制的智能程序对大量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得到的结果。目前来看，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都是专能的。人类可以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轻松应对自己熟悉的领域中的难题，也能灵活处理陌生的未曾遭遇的困境；虽然目前不管是计算智能、翻译智能、手术智能、围棋智能、家政智能、聊天智能、驾驶智能还是字符识别、人脸识别、声音识别等领域的人工智能都发展迅猛，但它们仅能执行内置程序所规定的任务，对于超出程序规定和数据库的内容和情形它们都无法处理。更重要的是，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在某个领域出色地完成人类规定的任务，但它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完成该项任务，更不会在此过程中拥有快乐、满足的情感体验。基于算法和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是人类用以发展和改善生产生活的工具，人类发明和发展它们，目的是让它们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取代人类自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仅仅是一项服务于人类的技术，是人类的工具，人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让其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而成为取代人类自身的主体。一部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不断发展和创造工具以服务于人类自身的历史。从石器到铁器，再到电器，到现在的人工智能，都是人类体力和智力的延伸，都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增强了人类某些方面的能力。地球上唯有人类拥有高度复杂的大脑结构、无比精细的意识与情感状态。无论人工智能有多“聪明”，它也不可能拥有类似于人类的“智慧”与意识。其他碳基生物虽然有低等的意识，但与人类的智慧与意识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虽然人类主观上不会让人工智能发展成一个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和情感的主体，但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不断演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场景拓展正在按下“快车键”的当下，其对人类生活带来的新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破解这一难题，我们必须前瞻研判人工智能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着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通过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更好适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要求、新变化，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摘编自张今杰《推动人工智能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迟子建访谈录

记者：评论界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是“本色写作”，你是一个人如其文和文如其人的“本色作家“。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迟子建：（笑）不太认同。小说其实是用文字搭建的想象的世界，而作家是会思考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既复杂又单纯，用文字反映出来的世界便既客观又离奇。这在某一程度上透露了作家的性情，却不可能完全浸透作家所有的情感。所以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完全做到“本色写作“，或者说，用“本色写作”来概括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够准确。每个作家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不可能通过作品完全展现出来。

记者：还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都是在向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的精灵”。你觉得这种评判恰当吗？

迟子建：这篇评论我看过。应该说，评论家写这样的评论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也许，“逆行的精灵”这一评价在文学审美上是中肯的。可能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有所偏差。我的小说是写到历史，但并不是向后看。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地逝去，不断地成为当下的历史。昨天的事是历史，即使我的作品在关注当下，完成时也变成了关注历史。只不过我对远的历史比对近的历史更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距离产生美，有距离的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客观；而在写近的历史时，历史的客观性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记都：其实，你的很多中短篇都是在关注当下。

迟子建：是的。这个评论家说我在向后追寻，是国为大家对历史出发点的判断不一样，在理解上有偏差。当然，也可能是我作品的气息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记者：你的小说多以故乡东北为故事背景，你也曾经说过，故乡是你最大的创作源泉，你的创作始终不会离开故乡的那片土地。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你和莫言是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两位。不知道在你以后的创作中，你是否会固守在故乡的土地上？是否会有其他的尝试？

迟子建：一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写深写透，写到八十岁能写完就很不错了。很多作家在评论家的影响之下，总想求大求全，多方突围，到头来可能反而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而评论家也常担心作家总是以某个固定的地方为写作背景，文思是否会枯竭。我觉得，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这就像挖一口深井，当井水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之后，它就永远都不会枯竭。所以能够打深一口井，是一种福气。

我的作品并非只限于写故乡，但如果评论家把我的所有作品都归入与故土有关的写作，我也不否认。其实，评论家与作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我比评论家更了解自己。我的写作会有渐变的过程，不同的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风貌，但不会刻意求变，更不会脱离我的故土去写作。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的写作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但从总体来说，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

记者：无论是在你的小说中还是散文中，都可以看到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感受，对大自然、对生活甚至对世间万物的心灵感受，那种敏锐非一般人能比。这是不是你可以一直保持高产写作的原因？

迟子建：有一定的关系吧。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内心感受的推动。写作和感受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感受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就对万事万物、大地四季的变化特别敏感。这种能力，应该是无法拷贝的。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由小人物的具体生活构成，即使是《伪满洲国》这样以一段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也坚持“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历史”。但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你并未放弃过去的风格，却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上百年的兴衰史。它触及的是民族文化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宏大题材，你是有意向宏大题材靠拢吗？这是不是你今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迟子建：其实，我个人认为，《伪满洲国》才是宏大题材，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一个弱小民族。很多读者写信告诉我，在这之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在我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正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了。因此，我特别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感受到苍凉和悲凉。历史不是断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依然还在延续下去，没有被割断。虽然它在现实中退缩，但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严格地分割。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宏大题材，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式微的过程，而这本书是一首挽歌。

（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