诫子书

诸葛亮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浙江的感兴

王佐良

    我很想追怀自己在浙江的童年，却只记起了一些片段：随着母亲去一个庙里看初期的电影，去曹娥江头看潮水，随着小舅舅到河蚌头石桥边的馆子里吃馄饨，那样好吃的馄饨，后来似乎再也没有吃过。如此等等，连不起来，而且越来越模糊了。

    于是我怀疑自己是否配称浙江人。

    这一次到杭州，住在西湖旁边，又有幸去了绍兴，看到鲁迅故居，还在咸亨酒店里喝了加饭酒，并且站在门外吃了一串油豆腐，上面涂了厚厚一层辣酱，吃着吃着，心里感到不管配不配，我是喜欢这乡土的。

    这里主要的色泽是黑与白，黑的瓦顶，白的粉墙，冲洗得发白的石板路，连木柱子也是黑的，严谨、素净。然而空间是庞大的，人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移动，物件也是厚实可靠的，像那件大大的厨房里的那口大大的腌菜缸，在朴质的生活里有温厚的人情，正如那三味书屋里，既有严厉老师的戒尺，又有那顽皮学童的小小乐园，在门前的石板路下则是潺潺的流水。

    水是浙江灵秀所在，是音乐，是想象力。

    在鲁迅的艺术素描里不是也有这样的黑泥、白石和绿水的配合么?多么朴质，又弥漫着多大的温情!你看他用笔何等经济，总是短短几句话就勾画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生处境，而同时他又总是把这处境放在一片抒情的气氛之内。他是最严格的，有时最温情的，这就使得他最平常的叙述也带有余音，富有感染力----他的闰土成了我们一切人记忆中的童年好友。他的乌篷船成为我们每个人梦里的航船，他的忧郁、愤怒和向往也成为几代读者难以排遣的感情。

    看着绍兴的街道、店铺和水乡景色，我以为我对这位大作家多一点了解了。

    回到杭州，又是另一番景色，1981年我第一次来，忙于游览名胜，但也抽时间陪一位老友去追寻他年少时代的踪迹。走了一个旧的市区，像是有一家过去很有名的布鞋店，那里依然卖着素净而又雅致的黑面白底的舒服鞋。接着进入一家咸肉店，面前是一条长长的洗得白白的木柜台，上面摆着十几块干干净净的咸肉，随你挑选。这铺子的旧式建筑有高的屋顶，店堂里空空荡荡的，没有现代肉店那种血淋淋的屠场味道，人们从容选肉。大刀切下去，一段醇厚的咸肉香随之而起。

    这次虽来，我很想再出去看看那些犹有南宋遗风的街道和店铺，却始终不得空儿，只在汽车里匆匆看了一下中心区的主要街道，在我游历过的城市里，我总觉得杭州是最富于中国人情味的，即使车站旁边的闹市也闹而不乱，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却不拥挤，同时有一些老铺子老字号还以传统的礼貌待客。

    杭州难分市区与郊外，环湖的大道既是闹市，又因西湖在旁而似乎把红尘洗涤了。任何风尘仆仆的远来人也是一见湖光白色而顿时感到清爽。在阳光下，西湖是明媚的，但更多的时候显得清幽，这次因为就住在湖岸上，朝朝夕夕散步湖畔，总是把湖的各种面容看了一个真切。

    清晨薄雾下，黄昏夕照里，湖的表情是不同的，沉沉夜色下只见远岸的灯火荡漾在黑黑的湖水里，千变万化，没有太浓太艳的时候，而是素描淡妆，以天然而不是人工胜。

    在湖岸散步的时候，抬起头来，看到了环湖的群山在天边耸起，也是淡淡的那抹青色。然而它们都引人遐想，给了西湖以厚度和重量。没有人能把西湖看的轻飘飘的，它是有性格的，从而我也看到了浙江的另一面：水固然使它灵秀，山却给予它骨气。

湖心亭看雪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在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母亲的《心经》

林怀民

母亲出身新竹富家，留学东京。“下嫁”南部乡村后，下田持家克勤克俭。母亲是个完美主义者，持家务求一尘不染，写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是她对我们耳提面命的要求。这项要求还包括德行和操守的无瑕。20世纪50年代，父亲应召从政，宦海数十载，两袖清风。父亲的清廉没有母亲全心全意的支持是办不到的。

母亲十分开朗，身体健康之时，她辛勤工作，除非病倒，绝不午睡。父亲中风翌日，母亲大早起来，开始她数年如一日的晨间疾行——每天沿着磺溪走45分钟，风雨无阻。她说，她不要因为生病给孩子们增添负担。

有一天早上，她出门走路，没多久就赶回来告诉崇民，有人准备砍伐溪旁的一片小树林。她要崇民立刻打电话给当时推动树木户籍制度的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在那个紧张的上午，崇民向躺在诊疗椅上的患者说了声抱歉，就跑去打电话。龙应台正在开会接到电话，会不开了，冲去救树。每次行经那个地点，母亲都会指着那片树林，说那是她跟龙应台救的。

2001年，父亲往生。母亲终于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自在旅行。她答应我，以后“云门”外出巡演，她都随行。翌年，舞团到上海演出《红楼梦》，母亲第一次到内地，特别喜欢杭州，说她还要再去。回到上海，吃饭时饭粒由嘴角漏了出来，母亲不自知。返台后检查，医生诊断是轻度中风。然而，她的左手左脚逐渐瘫痪，复检才查出是脑瘤。

母亲积极勇敢，全力配合医生治疗，同时不断向医生和护士表示歉意，说给大家添加麻烦了。放射线疗程完毕，她以无比的毅力努力康复，用3周的时间恢复了行走能力。医生说这是多年仅见的典范。然而，肿瘤无法控制，母亲的手脚又瘫了。母亲接受化疗，按捺着挫败感，扶着助走器继续挣扎行走。

“云门”出国巡演，每个城市都使我感到悲凉，那是母亲计划到访的地方。我每天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欧洲的春天繁花似锦，樱花满树，花瓣飘满了整个公园。她说：“拍照片回来给我看。”我带回的两卷照片，母亲一一念出花名，只有一种她记不起来，立刻要我查书告诉她。

第二天母亲颤抖地在每张照片背面写下花名。“生了这场病头脑都坏了。”母亲说，“不写清楚，以后通通记不得。”病发时，医生预估她的生命还剩4到6个月，母亲却撑了22个月。卧病期间，她优雅安宁沉静地面对病痛和死亡。一次下腔静脉血栓的并发症后，医生宣告病危，她也只是轻轻吐出一个字：痛。只有眼角偶尔闪现的泪珠，泄露她的苦楚。

坐上轮椅的母亲坚持读报、读书，读着读着，便歪头睡着了。2004年春天，母亲决定抄写《心经》。她叫我们扶她坐到可以望见窗外绿林的书桌前，右手抬起左手，压到宣纸上，然后右手执笔蘸墨书写。

手颤得厉害，悬在纸上良久才能落笔写出一个笔画，用尽心力才能完成一个字，十几分钟便颓然搁笔。有些日子，母亲起不了床，手指从被褥里伸出来，在空中颤抖画字。只要能够起身，母亲必定执意坐到桌前。我们兄弟工作完回家，总先检视案上的宣纸，发现经文未续，便知母亲情况不好；读到工整的字迹，就欢欣鼓舞。然而，母亲终于无法再坐到窗前了。

那年秋天，母亲安详往生。我把她的书法框裱起来，日日端详，如见母亲。记起那窗前的春光，记起她的辛苦、她的奋斗和坚持。

《心经》未了，横轴留白，仿佛在印证“诸法空相”。那是母亲给我们的最后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