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婆婆丁

        ①踩落晨间的第一声鸟啼，春便将一匹绿长长地铺展开来。这匹绿古旧鲜嫩，生意葱茏。苦菜、荠菜、蒲公英、野蒿、茅针……知名的不知名的野芳香草都茸茸地抬起了头，用绿绿的眼睛看着绿绿的天、绿绿的地，闻着绿绿的空气，打着绿绿的哈欠。这些绿染翠了青山，染嫩了大地，还染化了一个人的心，父亲的心。

        ②其实父亲顶不喜欢绿，因为那绿让他想起了田间地头无比倔强的麦蒿。这些鬼鬼祟祟的小偷，总是匍匐前进，将根深深扎入地下，拼命争抢吮吸着父亲精心播撒在麦田里的一粒粒血汗。后来，父亲却钟爱起一枚绿来。他的目光在一堆绿色的小脑袋里逡巡着，被举着几根齿锯的野草生生攫住了。那是经历了一冬的寒冷后悄然长出嫩头的婆婆丁，那是父亲的婆婆丁。

        ③每次将婆婆丁采摘回家，父亲总是用那双骨节粗大的手掌轻轻抚摸着那青色的叶片和紫色的菜根，眼里充满了照看孙儿般的温柔，氤氲着甜腻腻的歌。那双粗糙的大手早年间推过崂山般高耸的石子，从青岛一直推到即墨乡下；那双粗糙的大手壮年时砍伐过东北深林里参天的红松，古苔森森，留下了一段艰涩的青春。而今，时光盘踞在父亲的头顶，吐出一蓬蓬雪白的茅针，牵绊住了他的矫健和勇猛，让他一头扎进了家长里短的婆婆丁里。

        ④“你瞧，这婆婆丁看着不起眼的模样，没想到用处可大咧。这叶可以蘸着大酱喝酒吃，这根切一切，像这样炒干，泡上水，啥病都治。你妈那病有半年多没吃药了，多亏了这东西，比吃药强多了……”父亲的手麻利地在黝黑又烫人的铁锅底下翻搅，一边回头跟我絮絮地说。他那黑锅底般黝黑的手指轻柔地划过菜根，漾起了一圈涟漪。六年前，母亲害过一场急症，我们姐弟像婆婆丁的花瓣，团团围住母亲这丛虚弱的花蕊。父亲的屁股蹭在病房长凳的一角，像一根黑黑的花梗，在一旁安静地焦虑着。粗糙的大手像他的心一样，此刻局促地无处安放。直到误诊的癌变被更正为胆囊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凑到母亲跟前，也像一朵花瓣了。

        ⑤此后的父亲，在洗洗刷刷的琐屑中，腰背慢慢塌下来，塌下来。他会耐心地等待冗长的糖尿病广告、跌打损伤广告、鸿茅药酒广告播完，然后仔细而费力地观看各类养生节目。直到他知道了那一枚枚下地时被他踩在脚底的毫不起眼的婆婆丁居然是消炎祛肿的良药，他便像寻到了宝物一般，开春就奔向那匹绿毯而去。

        ⑥也只有春天了，过了清明，婆婆丁就顶着一圈黄灿灿的花瓣迅速长大，最后生发出一簇小伞，随风四散，再也难觅踪迹。就像，我们这样散在各方的子女。

        ⑦“爸，哪个地方能挖到婆婆丁？我跟你一起去。”

        ⑧坐在电动三轮车侧座上，苍老的父亲半环绕着我扶着车把向田间驶去。我瞬间变回了依偎在父亲身上的婴孩，暖暖的，很安全，还有一股婆婆丁的香。

      【注】婆婆丁，蒲公英的别名。

忘

季羡林

       ①人一老，就容易忘事糊涂。

       ②我认识一位著名的画家，年过八旬以后，慢慢地忘事糊涂起来。我们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就认识了，颇能谈得来，而且平常也还是有些接触的。然而，最近几年来，每次见面，他把我的尊姓大名完全忘了。从眼镜后面流出来的淳朴宽厚的目光，落到我的脸上，其中饱含着疑惑的神气。我连忙说：“我是季羡林，是北京大学的。”他点头称是。但是，过了没有五分钟，他又问我：“你是谁呀！”我敬谨回答如上。在每一次会面中，尽管时间不长，这样尴尬的局面总会出现几次。我心里想：老友确是老了!

       ③前几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富丽堂皇的北京图书馆的大报告厅里举行年会。我这位画家老友是敦煌学界的元老之一，获得了普遍的尊敬。按照中国现行的礼节，必须请他上主席台并且讲话。但是，这却带来了困难。像许多老年人一样，他脑袋里煞车的部件似乎老化失灵。一说话，往往像开汽车一样，刹不住车，说个不停，没完没了。会议是有时间限制的，听众的忍耐也绝非无限。在这危难之际，我同他的夫人商议，由她写一个简短的发言稿，往他口袋里一塞，叮嘱他念完就算完事，不悖礼仪常规。然而他一开口讲话，稿子之事早已忘入九霄云外。看样子是打算从盘古开天辟地讲。照这样下去，讲上几千年，也讲不到今天的会。到了听众都变成了化石的时候，他也许才讲到春秋战国！我心里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忽然想到：按既定方针办。我请他的夫人上台，从他的口袋掏出了讲稿，耳语了几句。他恍然大悟，点头称是，把讲稿念完，回到原来的座位。于是一场惊险才化险为夷，皆大欢喜。

       ④我比这位老友小六七岁。有人赞我耳聪目明，实际上是耳欠聪，目欠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我脑袋里的煞车部件，虽然老化，尚可使用。再加上我有点自知之明，我的新座右铭是：老年之人，煞车失灵，戒之在说。一向奉行不违，还没有碰到下不了台的窘境。在潜意识中颇有点沾沾自喜了。

       ⑤然而忘事糊涂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⑥我认为，有的，而且很大。自己年纪越来越老，对于“忘”的评价却越来越高，高到了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的水平。苏东坡的词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是把悲和欢、离和合并提。然而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是深有体会之言。悲总是多于欢，离总是多于合，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造物主不赋予人类以“忘”的本领，那么，我们人类在这么多的悲和离的重压下，能够活下去吗？人生下来，既能得到一点乐趣，又必须忍受大量的痛苦，后者所占的比重要多得多。如果不能“忘”，或者没有“忘”这个本能，那么痛苦就会时时刻刻都新鲜生动，时时刻刻像初产生时那样剧烈残酷地折磨着你。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下去的。然而，人能“忘”，渐渐地从剧烈到淡漠，再淡漠，再淡漠，终于只剩下一点残痕；有人，特别是诗人，甚至爱抚这一点残痕，写出了动人心魄的诗篇，这样的例子，文学史上还少吗？

       ⑦因此，我必须给赋予我们人类“忘”的本能的造化小儿大唱赞歌。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圣人、贤人、哲人、诗人、阔人、猛人，这人，那人，能有这样的本领呢？

       ⑧我还必须给“忘”大唱赞歌。试问：如果人人一点都不“忘”，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选自《怀旧集》，有删改）

大师治学

    ①林语堂短暂的执教生涯和他漫长的著述生涯比起来，更像是人生中一段插曲。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林语堂却足以成为素质教育的代言人。

    ②林语堂曾经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这天是林语堂的第一堂课。他带了一个大包到教室，学生们还以为这里面装的都是教学资料，心想这位拥有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文凭的老师果然深不可测。

    ③不料，林语堂上了讲台，把包倒过来，往讲台上一倒，只见满满一堆带壳花生稀里哗啦全落在了台上。林语堂抓起一把花生，分给前面的学生，并请诸君自便。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先动手。林语堂笑道：“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他顿了顿，接着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④学生们闻言哄堂大笑。林语堂趁机招呼学生：“请吃！请吃！”课堂里立即响起了一片剥花生壳的声音。等到花生吃完，林语堂随即宣布下课。

    ⑤此后林语堂讲课，果然没有学生缺课，而且还有很多外来的学生慕名赶来偷师。

    ⑥更绝的是，林语堂所执教的课程，竟然从不举行考试，每到学期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林语堂便端坐在讲台上，随手捡起学生的花名册一一唱名，念到名字的学生依次站起来。这时，林语堂便如相面先生一般，细细把这个学生打量一番，然后在成绩册上记上一个分数，这就是该生本学期的成绩了。林语堂“相面打分”的故事堪称教育界的一大奇闻，并引起了一些老师的模仿。

    ⑦林语堂这样做的直接原因是他对刻板的考试制度的厌恶，他说：“倘使我只在大学讲堂演讲，一班56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认不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10个考题给他们考，而凭这10个考题，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他还把考试比成大煞风景的“煮鹤”，说：“恶性考试艺术就是煮鹤艺术，可惜被煮的是我们男女青年。”

    ⑧令人称奇的是，那些被林语堂“相面打分”过的学生接到自己的成绩后个个心服口服，没有一个人上校长那投诉，而且大家公认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其实，林语堂记忆力超群，他平时在上课的时候，通过提问、交流等方式早已对每一个学生知根知底，他的这种相面打分看似随意，实际上是在了解了每一个学生的水平之后作出的合理决断，比起偶然性很大的一次考试反而更显出其公平。

爱，踩着云朵而来

丁立梅

    父亲说，你妈现在不中用了，在家门口都迷路。母亲小声争辩，是夜里黑，看不见嘛。

    母亲去亲戚家做客，当夜搭了顺路车回来，车子停在离家半里路的河对岸，过了新修的桥，就到家了。可她却找不着回家的路，稀里糊涂踏上了相反的路，越走离家越远，幸好遇到晚归的村里人，把她送回家。

    母亲老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她再也没有从前的利索和能干了。我看着母亲，百感交集，想起了多年前与她相关的一件事，我一直觉得它是奇迹。

    那年，我在外地上大学，第一次离家上百里，想家想得厉害，便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孤寂，如跋涉在沙漠里的人。母亲不识字，让父亲念给她听，她竟一刻也坐不住了，决定坐车去学校看我。

    母亲是从未出过远门的，大半辈子只圈在她那一亩三分地里。可她决心已下，任谁也阻拦不了。她去地里拔了我爱吃的萝卜，烙了我爱吃的糯米饼，用雪菜烧了小鱼……临了，母亲又去和邻居大婶借了做客的衣——一件鲜艳的碎花绿外套。母亲考虑得周到，她不想让在大学里念书的女儿丢脸。

    左挎右掮的，母亲上路了。那时去我的学校，需要在中途转两次车。到了终点站还要走十来里路。我入学报到时，是父亲一路陪着的。上车下车，穿街过巷，直转得我头晕，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记不住路。

    然而我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却准确无误地摸到我的学校。我清楚地记得，那是秋末的一天，黄昏降临了。风起，校园里的梧桐树，飘下片片金黄的叶。最后一批菊们，在秋风里，掏出最后一把热情，黄的脸蛋红的脸蛋，笑得满是皱褶。我在教室里看完书，正要收拾东西回宿舍，一扭头，竟看见母亲站在窗外，冲着我笑。我以为是眼花了，揉了揉眼，千真万确是母亲啊！她穿着鲜艳的碎花绿外套，头上扎着的方格子三角巾，被风撩起。黄昏的余辉，在母亲身上镀一层橘粉，她像是踩着云朵而来。

    那日，我们的宿舍，过节一般。女生们个个都有口福了，她们咬着母亲带来的大萝卜，吃着小鱼，还有糯米饼，不住地说，阿姨，好吃，太好吃了。而母亲，不大听得懂她们说的话，只是那么拘谨地坐着，拘谨地笑着。那会儿，一定有风吹过一片庄稼地，母亲淳朴安然得犹如一棵庄稼。

    一路之上，母亲是如何上车下车，又是如何七弯八拐到达我们学校的。后来，她又是如何在诺大的校园里，在那么多的教室中，一眼找到了我的，这成了一个谜。

    我曾问过母亲，她始终笑，不答。现在我想，这些问题根本无需答案，因为她是母亲，所以她的爱能踩着云朵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