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河流

我怀念那条河流。

    a．远远地看，它就像一根孤独的琴弦绷在原野上，任风雨和岁月弹拨。

    我是生长在它旁边的一双耳朵。当时我不觉得幸运，以为这音乐、这波涛的诉说、这不尽激情的灌注，都是理所当然的。以为这柳阴是理所当然的，洋槐洁白芳香的花絮是理所当然的，竹林里布谷鸟、黄鹏鸟的啼鸣是理所当然的，两岸湿润的炊烟和歌谣是理所当然的。当时幼稚的心里，却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念头：这河流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理所当然属于我们。

    我在河湾里学会了游泳。我把蝴蝶的姿势、青蛙的姿势展示给水中的鱼；我仰躺在水床上，看天，在天蓝和水蓝之间，我是漂浮的梦。我捉螃蟹，石缝里小小的反抗弄疼了我的手，而它并没有多余的恶，小小的身体上全是武器，一生都在战争的恐惧里度过，最大的成功仅仅是防止过分的伤害。在横渡河湾的时候，我遭遇过一条水蛇，小小的头昂着，更小的眼睛圆睁着打量陌生的天空，它也在不测的水里横渡它的命运。

    我在竹林里制作了第一管竹笛，摹仿北斗的指法(它也是七个音孔)，我在静夜里向身后的村庄和远方的岁月吹奏。

    当时，我不觉得这一切都是奇迹，我不觉得我内心的水域，有一多半来自这河流的灌溉。我那浮浅、单纯、蒙昧的心里，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我没有想过这河流会有断流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它似乎源远流长的水，是来自哪里？它的温柔碧波和浩然激流，是怎样一点一滴汇成？

    带着它的涛声和波光，我湿淋淋地走了。我走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我是它站起来行走的一部分，我的记忆里流淌着它的乳汁。

    我仍然觉得它理所当然存在于那里，理所当然属于我，属于我们，而且永远。

    年前回家，我愕然了。我再也看不到那条河流。横卧在面前的，是它干涸的遗体，横七竖八的石头，无言诉说着沧桑；岸上的柳林、竹林、槐林、芦苇荡都已消失，荒滩上，有人在埋头挖坑淘金；三五个小孩，在放一只风筝，几双眼睛一齐向上，望着空荡荡的天空，和那只摇摇晃晃的风筝。

    我已找不到当年游泳的地方，那让我感到河水深度、照过我少年倒影、用蓝色的漩涡激起我最初诗意想像的地方，已被高大的垃圾堆覆盖。

    我多想，我多想找到死去的源头，去大哭一场，让泪水复活这条梦中的河流。

    这时候，才痛彻心肺地明白：天地间没有理所当然永远属于我们的事物。

    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地去珍惜——这才是唯一属于我们的理所当然。

    b．我们不过也是游荡于河流中的另一种鱼。我们不愿成为干鱼，但我们很可能要把 自己折腾成干鱼。许多河流枯竭了，污染了。爱，枯竭了；我们内心的河床，不再是碧波倒影，而是注满了污水，堆满了垃圾。

    我该怎样打开内心的纯洁水源，复活那死去的河流？

(节选自《散文》2001.2)

学会宽容，宽容是容纳大树小草的田野，是接受阳光暴雨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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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迟子建

    在我这样的外地人眼中，上海是中国城市历史中最具沧桑美感的一册旧书，蕴藏着万千风云和无限心事。这里的每一处老弄堂注脚层叠，于我来讲是陌生的。但有一处地方，在记忆中却仿佛是熟知的，就是四川北路。鲁迅曾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提到这条路：“知道已经搬了房子，好极好极，但搬来搬去，不出拉都路，正如我总在北四川路兜圈子一样”。

    2017年岁尾的一个上午得空，便独自奔向四川北路。

    我先去拜谒原虹口公园的鲁迅先生墓，这座墓从当年的万国公墓迁葬于此，已经一个甲子了。天气晴好，又逢周末，园里晨练的人极多，红男绿女穿梭其间，不为膜拜文豪，而是踏着热烈的节拍，跳整齐划一的舞。他们运动许久了吧，身上热了，大多将外套脱掉，只穿绒衣。广场边一棵粗大的悬铃木被拦腰系了一圈白带子，穿着吊钩，紫白红黄的外套挂在其上。文豪们的铜雕均是全身像，或坐或站。可怜的托尔斯泰，他右手所持的手杖，挂着一个健身者的挎包，一副苍凉出走的模样。与他一样不幸的，是手握鹅毛笔的莎士比亚和狄更斯，鹅毛笔成了天然挂钩，挂着色彩艳丽的超轻羽绒衣。最幸运当属巴尔扎克，他袖着手，深藏不露，难以附着，这尊雕像也就成了一首流畅的诗作。

    出了世界文豪广场，再向前是个卖早点的食肆，想着多年前萧红在这一带买早点，发现包油条的纸居然是鲁迅先生一篇译作的原稿。萧红愕然告知鲁迅，先生却淡然，复信调侃道：“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也不知这里的早点铺，如今用什么包油条？还能包裹出这拨云见日般的绮丽文事么？

    绕过食肆向前，更是人潮汹涌。我望见了推着童车散步的中年妇女，玩滑板的疾驰而过的少年，立于树间吊嗓子的小生，以及手持毛刷蘸着水写下“江山如此多娇”的男人，当然更多的是占据着每一处空地跳广场舞的人。各路音乐汇聚起来无比喧嚣，将自然的鸟语湮灭了。只见鸟儿一波一波飞过，却听不到它们的叫声。

    这幅世俗生活的长轴画卷渐次打开，我也领略了植物风光。槭树正在最美时节，吊着一树树红红黄黄的彩叶，看上去激情饱满。耐寒的杜鹃绽放红的粉的花朵，在我这个刚经历了哈尔滨飞雪的北方人眼里，无疑是日历牌上被漏撕的春日。

    鲁迅墓很好寻，无论哪条甬道，都有通往那里的指示牌。赏过如火的槭树，直行约三百米左转，绕过一群咿呀唱戏的人，再右转北上，在公园的西北角，就是鲁迅先生的墓地了。

    墓前广场比较开阔，长方形草坪上矗立着鲁迅塑像，他坐在藤椅上，左手握书，右手搭着扶手，默然望着往来的人。由于塑像有高大的基座，草地四围有密实的冬青做了天然藩篱，肃穆庄严。不过基座过高了，感觉鲁迅是坐在一个逼仄的楼台看戏，让人担忧他的安危。

    墓地两侧的石板路旁种植着樟树、广玉兰和松柏，树高枝稠，长青的叶片在阳光下如翻飞的翠鸟，绿意荡漾。我随手摘下一片广玉兰的叶子，拈着它走向鲁迅先生长眠之所，将它轻轻摆在墓栏上，想着烘托了一季热闹花事的叶片，是从花海中荡出的一叶扁舟，心房还存有花儿的芳香吧，权当鲜花。何况在我的阅读印象中，鲁迅是不怎么写花儿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秋夜》中，提到蜡梅一类的花儿，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连名字也叫不出来。他最浓墨重彩地写花，是在《药》的结尾处瑜儿坟头的那圈红白的花儿，可见他笔下的花儿是死之精魂。

    鲁迅墓由上好的花岗石对接镶嵌，其形态很像一册灰白的旧书，半是掩埋半是出土的样子。因为是园中独墓，看上去显赫，却也孤独。其实无论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还是无比崇敬鲁迅的萧红，都曾在遗言中表达了想葬在鲁迅身旁的想法，可惜都未如愿——怎么可能如愿？鲁迅曾在《病后杂谈》中表达过，他不喜欢被追悼，不喜欢挽联，倘有购买纸墨白布的闲钱，不如选几部明清野史来印印。这些表述绝非是故作超拔，这像他的脾气，这像一个目光如炬的人穿行于无边的黑暗后，留给自己的大解脱——最后的光明。可鲁迅的一生，是雷电的一生，身后必将带来风雨，不会是寂寞。

    鲁迅墓前并不安静，左右两侧花廊下，一侧是两个男人在练习格斗，互为拳脚；另一侧是三位大妈，在热聊什么。我脱帽向着这座清冷的墓，深深三鞠躬，静默良久之后转身，眺望鲁迅长眠之所面对的风景，有树，有花，有草，有路，也算旖旎，也算开阔，只是那尊端坐于藤椅上的雕像，阻碍着视线。也就是说，不管鲁迅是否愿意，他每天要面对自己高高在上的背影。

    墓前甬道尽头相连的路人流不息，健身娱乐的各路音乐此起彼落，让我有置身农贸市场的感觉。我想鲁迅被葬在这闹市的园子中，纵有绿树青草点缀，春花秋月相映，风雨雷电做永恒的日历，但终归少了一个人去后最该拥有的宁静清寂，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安息了。

    当我怅然离开墓地的时候，忽然间狂风大作，搅起地面的落叶和尘土，在半空飞舞。公园所有的树，这时都成了鼓手，和着风声，发出海潮般的轰鸣。我回身一望，我献给鲁迅先生的那片玉兰叶，已不见踪影，我似乎听到了他略含嘲讽的笑声：敬仰和怀念，不过是一场风，让它去吧！

（本文有删改）

我和父亲的“战争”

    我5岁，他29岁。

    有天我哭哭啼啼地跑回家，边抹眼泪边对他说：“我要改名字，我的名字不好听，而且班上有个小朋友的名字跟我一模一样。我讨厌!”

    “名字是你爷爷取的，怎么能说改就改？不行！”他的态度坚决，脸色铁青。我是这个大家族唯一的女孩，爷爷很宠我，名字当然也是爷爷包办的。

    我开始哭闹，可是他无动于衷，根本就不理我。我不得不拿出我的杀手锏——不吃饭。我心里盘算：坚持绝食，直到他答应为止。果然，第三天，他宣布，为我改成单名“廖夏”。我高兴极了。我已经饿了两天，如果他再不做出反应，我真不知道该怎么下台。

    我16岁，他40岁。

    某天吃晚饭时，我小心翼翼地对他说：“我不要去上高中，我要上职中。”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我的三魂六魄都吓掉了一半。我不敢抬头，只顾低着头往嘴里塞饭。我知道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谁唆使你去上职中的？你眼里还有父母吗？这件事到此为止。如果你敢再提，我就揍你。还有你。”他指着我那上小学六年级的老弟，接着说道：“别学你姐，脑子糊了，进水了，好不容易考个好的高中，居然不想去上。”“有我什么事，又不是我。”老弟嘴里嘟囔着。我朝他做了个鬼脸。

    这一次，我的抗争以失败而告终。

    我19岁，他43岁。

    黑色的七月终于过去了。走出考场，我长吁一口气。接下来是填志愿。因为这件事，我和他又昏天黑地地吵了好几天，互不相让。我想去外省上大学，脱离他的控制。他则希望我在省内上学，理由是女孩子离家近点好。

    在那几天，我们见面就斗嘴。后来弄得老妈都烦死了：“你们再这样，就给我到大街上去吵。”我们只得马上闭嘴。

    到了填志愿的那天，他跟着我去了学校。一到学校，他就不见人影，后来我发现，他和我的班主任在一个角落里嘀嘀咕咕。再后来班主任找我谈话，说我报省内那所知名大学的中文系是最保险的。我晕倒!班主任居然被他收买了。

    这一次我又以失败告终。不过后来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我23岁，他47岁。

    我刚刚遭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但我最终失去了我的爱情。那段日子，我不吃不喝，不和任何人交流，人瘦了一大圈。家里再也听不到我和他抬杠的争吵声。

    有天深夜，我感觉有人进了房间，他坐在床边，帮我把被子盖好。“孩子，我知道你心里难过，看见你这样不吃不喝，我更难过。从小到大，我都希望把你培养成一个自尊、自爱，自强、自主的女孩子。”他顿了顿。接着说，“你知道我和你母亲是多么心疼你、担心你吗？忘掉以前的一切，重新开始，一定会有更好的，更适合你的人在等着你。”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那声音明显苍老了很多，没了平时的霸道和强势。说完，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就出去了。我感觉到他在抽泣。

    那夜，我哭得好伤心。

    第二天，我开始出现在饭桌上，依然和从前一样挑三拣四，但这回他没有指责我。我悄悄地瞥了他一眼，看见他脸上闪过一丝笑容。

    现在，虽然我离家在外工作，但我们的“战争”却依然持续着。只不过，现在我们不是面对面，而是靠一根电话线维系着“战争”。我依然喜欢和他抬杠；喜欢挑他写的工作报告中的毛病；喜欢在做错事情后先死不认账，然后道歉；喜欢和他煲电话粥，一煲几个小时；喜欢在某个深夜发条信息给他，上面只有五个字：“老爸，我爱你。”

    我心里清楚，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他就像一盏航灯永远守候着我这艘航船。我一天一天地长大，老爸一天一天地变老。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我希望自己能成为老爸最最贴心的小棉袄。

善念

[新加坡]尤金

①那天，我和好友阿展去吃叉烧面，吃着，吃着，阿展突然动情地向我讲述了一桩陈年往事。

②中学时，阿展的父亲失业，在贫穷的央缝里苟延残喘的母亲，无法挤出多余的钱给阿展买午餐。每天上学，母亲仅仅给他两片面包，撒点白糖，让他就着自来水草草果腹。

③他对我说：“不曾试过‘饥火中烧’的人，绝对难以想象饥饿的可怕。起初，你看到什么都想吞，桌子、椅子、书包……甚至，风和雨，你都想吃想喝。接着，痛来了，就像有人在你胃里挂了个鱼钩，然后死命拉，每一寸胃壁都在狂喊疼瘸!母亲教我喝大量的自来水，胃沉甸甸的，便感觉不到痛了。”

④学校里一个卖叉烧面的中年妇人，从其他学生口中知道了他的窘境。有一天，她主动找到他，温婉地对他说：“我每天准备的食材都有剩余，带回家去，嫌麻烦；倒掉嘛，又太浪费了。以后，你每天来我的摊子，我给你煮碗面吃。”

⑤纵然是傻子，也知道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阿姨想保护阿展的自尊心，可阿姨不知道，阿展的自尊心早就被饥饿吞噬了。阿展在心里默默地说：“阿姨，谢谢您。这份情，我记在心上了。”

⑥每天扎扎实实一大碗叉烧面，给了他活力、精力和动力。他埋头苦读，凭借奖学金读到大学，毕业后，在政府部门任职。他始终没有忘记学校里那个善心的面摊阿姨。

⑦终于，这一天，他带着一张支票，返回当年的学校。

⑧摊还在，阿姨还在，叉烧面的香气依旧，只是阿姨老了，皱纹如叶脉细细铺在脸上。

⑨阿展报上姓名，面摊阿姨非常高兴，一个劲儿地喊道：“啊，我一直都记挂着你!你长高了、变壮了，我差一点儿不认得你了!”

⑩阿展简单地述说了自己离校以后的情况，末了，取出支票，请阿姨收下。阿姨看也不看，便把支票推回去。阿展以为她客气，坚持要她收下，双方推来推去，相持不下。最后，阿姨叹了一口气，决定坦陈真相：“老实告诉你吧，当年，是你的年级主任韩老师要我这样做的。几年来，你在学校吃的每一碗面，都是由她付钱，每个月结一次账。不过，她再三交代，绝对不能让你知道，所以，我才一直保守秘密。现在，时过境迁，告诉你也无妨。”阿姨顿了顿，又补充道，“再说啊，韩老师如今也不在了。”

⑪阿展错愕地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面摊阿姨，心里像有只受惊的麻雀，一下子被搅乱了。韩老师的形象，也快速浮现于脑际——黑白掺杂的头发直直地垂着，眸子含笑，说话慢条斯理的，有着用不完的耐心。她是他的语文老师，但只教了他一年。他毕业离校后，韩老师便因罹患乳腺癌而去世。记得曾有同学问他要不要去吊唁，他当时为了应付初级学院的考试而忙得天昏地暗，就没去。只是想起韩老师的孜孜不倦、鞠躬尽瘁，心里未免有些许遗憾和难过。

⑫如今，他和韩老师已阴阳两隔，才知道，韩老师一直像个慈母，默默地关注着他，照顾着他，直到他毕业。

⑬离开面摊后，阿展走向校长室，征得校方同意后，以校友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资助贫寒学生用餐。

⑭当年老师的一个善念，点燃了一个少年心中的火种——直到多年以后的今天，阿展还是学校里那个匿名的赞助者。

（摘自《新民晚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