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壶水
                                                                                                            朱胜喜
        ①我爷爷曾在国民党部队里呆过，那一年内战，爷爷所在的排，三十来人，艰难行走在杳无人烟的大沙漠中。爷爷是排长。顶头上司让他们横穿沙漠，将一位被捕的共产党员押送至另外一座城市。
        ②他们押送的这位共产党员，是学医的，曾经在外国留过学。
        ③爷爷说，这个共产党员是条硬汉子，在国民党的严刑逼供中，他始终紧咬牙关，一声未吭。气急败坏的国民党残忍地将他的舌头割了下来。爷爷有一副好心肠。每次在沙漠中几十号人喝一壶水时，都先让这位共产党员喝，然后大家再依次喝一点儿，润润喉咙。
        ④也不知爷爷他们在沙漠中走了多少天，带的几十壶水仅剩下一壶了。
        ⑤大家强忍着干渴，向前又走了一段路程，终于撑不住了，爷爷用脏得不能再脏的大手从行囊中拿出最后一壶水。像往常一样，爷爷将水壶递到这位共产党员面前，让他先喝第一口。
        ⑥这位共产党员，睁着一双干枯但有神的眼睛，看看爷爷，又看看爷爷手下的兵。忽然，他的一双大眼睛盯住了水壶上的外国文字，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从他眼神中流露出来。   
        ⑦停顿，短暂的停顿。猛地，这位共产党员接过爷爷手中的水壶，嘴对着水壶的嘴，咕咚，咕咚，咕咚，眨眼间，一壶水让这位共产党员喝了个底朝天。
       ⑧惊愕，愤怒的惊愕。在这沙漠地带，水是生命，比金子还珍贵。
       ⑨就在爷爷的手下对这位共产党员的做法表示纷纷指责时，只见站着的这位共产党员的双腿软了下来，嘴里吐出肥皂沫状的泡泡。不一会儿，他倒下去，闭上了双眼。
       ⑩在以后的几天中，爷爷他们终于走出了死亡地带。
       ⑪一直对喝水一幕念念不忘的爷爷。拿着那个水壶找到了一位懂外文的大夫询问。
        ⑫当爷爷说用这壶装过水喝时，大夫直摇头，连说不可能，还说，壶上写着一种外国剧毒药的名称，显然装过毒药，只要人畜喝一小口这壶里装过的水，就会没命的。
        ⑬爷爷的疑惑解开了，但心头却又像压了什么东西似的沉重起来。
        ⑭后来，爷爷起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加入了共产党。
                                                                                                                                                                                       (选自《时文选粹》。有改动)

自渡彼岸

雪小禅

    那年，他17岁。

    家贫。过年吃饺子，只有爷爷奶奶可以吃到白面包的饺子。母亲把榆树皮磨成粉，再和玉米面掺和在一起，这样可以把馅儿裹住，不散——单用玉米面包饺子包不成。那种榆树皮饺子难以下咽。记忆中，可以分得两个白面饺子，小心翼翼吞咽，生怕遗漏了什么，但到底还是遗漏了——还未知是何滋味，已经咽下肚去。

    衣裳更是因陋就简。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裤子上常常有补丁，有好多年只穿一两件衣服，撑到上班，仍然穿带补丁的衣裳，照相的时候去借人家的衣服……

    记忆最深的是他17岁那年的冬天，同村邻居有个18岁少年，有亲戚在东北林场，说可以上山拉木头，一天能挣30多块钱。他听了心动，于是两人约了去运木头，尚不知东北有多冷。他至今记得当时多兴奋，亦记得那地名——额尔古纳左旗，牛耳河畔，中苏边境，零下49摄氏度，滴水成冰。

    每日早上5点起床，步行20公里上山。冰天雪地，雪一米多厚。拉着一辆空车上山，一步一滑。哪里有秋衣、秋裤？只有母亲做的棉衣、棉裤，风雪灌进去，冷得似乎连骨头缝里都在响。眉毛是白的，眼睫毛也是白的，哈出的气变成霜，衣服里鼓鼓的是两个窝窝头。怕窝窝头冻成硬块，于是用白布缠了，紧紧贴在肚皮上，身体的温度暖着它，它就不至于被冻成硬块咬不动。

    不能走慢了，真的会冻死人。拉着车一路小跑，上山要4个多小时。前胸、后背全是汗时，山顶到了。坐下吃饭，那饭便是两个贴在身上的窝窝头，就着雪。到处是雪，一把把吞到肚子里去。才17岁，那雪的滋味永生难忘。

    然后装上一车木头，往山下走。下山容易些，只需控制车的平衡。上山4个小时，下山两个小时，回来时天就黑了。

    那是他少年时的林海雪原。

    进了屋用雪搓手、搓脚、搓耳朵，怕冻僵的手脚突然一遇热坏死掉。脱掉被汗浸透的棉衣，烤在火墙边，换另一套前一天穿过的棉衣。晚餐依然是窝窝头。第二天早上照样5点起，周而复始。

    一个月之后离开时，怀揣1000元钱。1000元钱在20世纪70年代是天文数字，那时的人们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二十几块钱。

    回家后，母亲看着他后背上被勒出的一道道紫红的伤痕，号啕大哭。

    那1000元钱，给家里盖了5间大瓦房。他说起时，轻声细语，仿佛在说一件有趣的事情，听者潸然泪下。

    光阴里每一步全是修行，不自知间，早已自渡。那零下49摄氏度的牛耳河，霸占着他17岁的青春，直至老去，不可泯灭。

（节选自《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

无微不至

（日本）星新一

    大厦群起伏连绵，像群山般伸向远方，远天的白云之间，现出了夏日初升的大阳，阳光照进了房间。这是一座80层公寓的第72层的一个房间，床上躺着一个男人，他就是这屋子的主人，名叫特鲁，在宇宙旅行保险公司工作。

    太阳升得更高了，窗边的玻璃雕刻品亮晶晶的，把太阳光反射到墙上，在镶着自动日历钟的2050年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圆圆的光点。

    射入的阳光渐渐增强，由于窗上蓝色大玻璃的反射，使热气透不进屋子，只能让光线照射进来。因为室内有某种装置，使得气温全年都保持适当，而且，让含有微微花香的新鲜空气充满屋子的各个角落。花香可根据不同季节和人的喜爱而变化，现在是夏季，按特鲁的爱好，混合着百合花香的新鲜空气，从角落里静静地飘散出来。

    墙上日历钟的时钟指着八点了，一阵轻轻的响声过后，接着从圆花瓶形状的银色扩音器里放出了音乐，并且还响起了温柔的说话声：“喂，到起床时间了，起床吧……”

    时钟与所有的装置都联系着，录音带上的“话”反复了三次，特鲁没有什么表示，于是“话”停住了，墙壁之中响起了轻轻的齿轮转动的声音。

    天花板上静静地降下了一双“手”，这种用软塑料制成的、被人们称为“手”的装置，不论哪一家都有。

    “还睡吗？上班要迟到了。”与“话”音同时，“手”掀开了被子，抱起特鲁，送进了浴室。特鲁像木偶一样被摆弄着，进入了自动打开的溶室门后，“手”把特鲁放到喷头下面，这时从墙壁上伸出的一只小“手”在他脸上涂上了脱毛膏，只用了五秒钟时间就把胡子完全溶化了丝毫也不伤害皮肤。

    那只大的“手”也在灵活地活动着，从特鲁身上脱下睡衣扔进旁边的电子洗衣机。

    “来洗一下淋浴吧。”随着“话”音，温度适当的水喷了出来，旋即就像骤雨一般消失了。于是干燥的热风吹来，一瞬间，特鲁皮肤上的水全都被吹干了。

    这一切刚完，喷雾器轻轻酒出香水，“手”又给他穿上了洁白的服装。

    “早餐己备好，请来这边。”与“话”音同时，“手”把特鲁送到餐室椅子上，这里的桌上已摆好从厨房运来的面包、咖啡、牛奶等，香气四溢。

    “请吧。”与此同时，电视屏幕上映出了当天的新闻摘要三分钟，然后三面的墙壁又飘送出轻快的音乐，在清爽的空气中回荡。

    音乐弱了下来，“话”音道：“如果您不吃那就撤掉了。”

    一切都合乎每天所要求做的在进行着，特鲁也不接旁边的电钮，不表示是否同意，所以传送机便按程序开动了，桌上的食器叮当地碰撞着移进了厨房。

    音乐再次增强，烟卷装置来到面前停了下来，只要一拿起烟卷，这个装置就会自动点火，但特鲁今天早晨好像不想仲手拿烟。

    乐曲变换着响了好一会

    时钟指着8时50分了

    音乐停止了，“话”音再次提示：“喂，该走了。”

    “手”扶起特鲁送向房间一角，一靠近那门就自动打开了。那里有用结实透明的塑料制成的像蚕茧形状的车子，“手”把特鲁放了进去。

    祝您今天顺利，您走之后，房间会像以往一样被整理好的

    按了旁边的电钮

    随着这声音，车门关上了

    “咔”的一声，年子被空气压缩机送入一个很大的管道里。由这个管道可以到达城市所有的地方，也能到达大厦的房间里。因为空气压力很大，谁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

    特鲁的车子在管道中行进着，车前安有小型装置发出无线电波，管道接收了这信号，便在复杂的路线中毫无差错地指引道路

    五分钟后，特鲁的车子停在他公司的大门前。

    正是上班时间，大门口有许多职员，其中一人隔着塑料车门向特鲁喊着：“早晨好，特鲁先生，怎么回事，脸色这么难看？”

    特鲁没动，那同事仲手一拉特鲁的手，不由大声喊叫起来：“啊，冰凉！喂，医生！”

    不一会儿，医生由管道到来了，在一片嘈杂声中检查了特鲁的身体。

    情况怎么样？

    已经晚了，他的心胜衰弱，老毛病发作，已经死了

    什么时候？

    “大约已有十个小时了，可以说是在昨天夜里吧。”

（选自《星新一科幻作品选》）

等鱼断气

胡展奋

    大概是1969年前后，母亲因肝病导致脸部浮肿。肝病一向有“女怕脸肿，男怕脚肿”的说法，除此之外，她还伴有黄疸、全身乏力、脾肿大等症状。当时医生授一消肿利水的奇方——鲫鱼汤。医生认为，患者急需补充优质蛋白。既是优质蛋白，又能消肿利水的，首推鲜活鲫鱼，且要三两以上，药效才好。

    这可难住了父亲，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物质极度匮乏，菜市场里绝对没有活鱼供应。他便去“黑市”，也就是地下自由市场购买，说是市场，其实就是鱼贩的流动摊位，如同间歇泉一般地时隐时现。更要命的是，因为“历史问题”，父亲还是“戴罪之身”，常去黑市是犯忌的。

    但为了母亲，他义无反顾地去黑市买鲫鱼。买回来后，他马上开始操作，先是为母亲“退黄”，按每碗鱼汤一百克鱼计算，剖二百克鲜鱼熬约三十分钟，待骨肉分离时捞出骨渣，这时鱼汁呈白色，略注黄酒与蜂蜜，再熬十分钟，倒入两碗，早晚服用。十天后，母亲脸部的黄疸消退，再服十天，两眼黄疸大退，月余黄疸全消。他们即去医生处报捷，医生看了一眼说：“浮肿未退，继续。”父亲一听，傻了，当时他的月收入才三十六块，但时值冬令，鲫鱼原本就少而贵，鲜活的、三两以上的更贵，每天一条，总得八毛钱左右，甚至一元，一个月下来，岂不是要把家里掏空了。

    “一定要活鱼吗？”父亲只问了一句。“当然！”医生顿了顿，又说，“刚咽气的也行。”父亲一回家就去了黑市，而且很久没回来，母亲不放心了：“怎么回事呢？阿二去看看吧！”

    天已摸黑。路灯下，我远远地看见父亲正蹲在地上，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搪瓷盆子——那时卖鱼的都把鱼放在搪瓷盆里，以便稍有风吹草动就提盆走人。而鱼贩则尴尬地注视着父亲，二人之间似乎是一种对峙。此时的西北风像野兽一样咆哮着，父亲蜷缩着冻得簌簌发抖的身子，但仍然坚定地蹲着。见我在他身边蹲下，父亲转脸尴尬地对我笑笑，然后附着我耳朵悄悄地说：“我在等鱼断气。”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黑市的规矩，鱼一死，就腰斩而沽，一条一元的鲫鱼就可能暴跌到四五毛。

    天越来越冷，也越来越暗，搪瓷盆里的鲫鱼，盖着水草，那腮帮子还在一口气、一口气地翕动着，越来越缓，越来越缓，忽然它不动了。

    父亲胜利似的叫起来：“看！它不动了！”鱼贩恹恹地叹了口气：“好吧，拿去吧，算我输给侬！

    然而父亲还没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飞快地掣出一把剪刀，钱还没付，就一刀刺入鱼腹，剐出鱼肠，那鱼心还在一翕一张呢。

    “马上放血，和活鱼有什么两样呢？”他得意地对我眨眨眼，那鱼贩见状，眼珠瞪得老大，傻了。

    这以后，父亲就成了“老蹲”，只要有耐心，鱼贩到后来都会主动招呼他：“过来吧，老胡！”

    西北风还是没有饶过他，大概第一天蹲守时他就着了凉，以后他天天拖着清鼻涕去蹲守，撑了十天左右终于倒下了，发高烧到四十度。

    眼见母亲的浮肿在慢慢消退，不能功亏一篑，父亲决定派我去蹲守。我那时还小，天天蹲在寒风里发抖，鱼贩看了于心不忍，常常主动喊我去拿将死未死之鱼，有的甚至将刚死之鱼直接剖了，扔过来，也不收钱。长大后读书，每每读到“仗义每多屠狗辈”，我便会想到他们。

    大概一个月后，母亲的浮肿全然退去。

    那是1969年上海的冬天。高天固然滚滚寒流急，大地却仍有微微暖气吹。

冬天

朱自清

    ①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一“小洋锅”(铝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洋炉子”(煤油不打气炉)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点着“洋灯”，也还是阴暗。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儿三个。“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儿。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

    ②又是冬天，记得是阴历十一月十六晚上，跟S君P君在西湖里坐小划子(小船)。S君刚到杭州教书，事先来信说：“我们要游西湖，不管它是冬天。”那晚月色真好，现在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本来前一晚是“月当头”；也许十一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吧。那时九点多了，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有点风，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当间(中间)那一溜儿反光，像新研(：用石块摩擦，使密实而光亮)的银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而有一两星灯火。S君口占(口占：作诗文不起草稿，随口而成)两句诗道：“数星灯火认渔村，淡墨轻描远黛痕。”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桨声。我渐渐地快睡着了。P君“喂”了一下，才抬起眼皮， A.看见他在微笑。船夫问要不要上净寺去；是阿弥陀佛生日，那边蛮热闹的。到了寺里，殿上灯烛辉煌，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好像醒了一场梦。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S君还常常通着信，P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前年是在一个特税局里收特税了，以后便没有消息。

    ③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一家四口子。台州是个山城，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只有一条二里长的大街。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晚上一片漆黑。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还有走路的拿着的火把；但那是少极了。我们住在山脚下。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夏末到那里，春初便走，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可是即便真冬天也并不冷。我们住在楼上，书房临着大路；路上有人说话，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但因为走路的人太少了，间或有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想不到就在窗外。我们是外路人，除上学校去之外，常只在家里坐着。妻也惯了那寂寞，只和我们爷儿们守着。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挨着她们母子三个；B.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地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那时是民国十年，妻刚从家里出来，满自在。现在她死了快四年了，我却还老记着她那微笑的影子。

    ④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