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清政府认识到教育不兴与国力日衰的关系，开始注重国民教育的发展。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其中《学务纲要》提出“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认为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小学者，罪其父母，名为强迫教育”。在学费方面“此项学堂，国家不收学费，以示国民教育，国家认为义务之本意”。此后各地普遍设蒙小学堂，推行义务教育。1906年学部咨行各省推行义务教育并颁行《强迫教育章程》，名为强迫但实施的弹性较大。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决议《试办义务教育章程》，规定义务教育的年限为4年，并提出国库补助义务教育经费的办法。可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这个章程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材料二：日本政府将发展国民教育作为使国家兴盛的首要措施。1871年明治政府组建学制调查研究委员会草拟《学制》，1886年明治政府以敕令的形式颁布《小学校令》，推行4年制义务教育，家长依据规定支付儿童的学费。此后日本学龄儿童的入学率有较大地提升，特别是女子教育。1899年10月明治政府颁行《小学教育费国库补助法》，对小学教育费进行补助。1900年《小学校令》将义务教育年限统一为4年并免去了小学学费，从法律上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到1907年《小学校令》颁行的时候，义务教育的年限被延长至6年。得力的政策使这一阶段义务教育的就学率有较大提升，到1911年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的就学率达到98.2%。为适应义务教育规模扩大后的师资需求，明治政府从扩大师范教育规模；增加法制和实业教育的内容；对师范教育进行部分升级；确立新的师范教育体制四方面改革扩充师范教育，为义务教育提供师资保障。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梁雯娟《淸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时期普及义务教育之比较》

材料一  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依靠其优越的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在东亚保持领袖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缅甸等周边小国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封贡体系体现了儒家的礼仪观念，并确认一个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其中享有优越地位，安如磐石且不可侵犯。清廷坚持封贡体系不仅适用于亚洲周边国家，也适用于其他想与中国建立关系的西方国家。清廷把西方国家的使节当作藩属国使臣对待，作为内政的一部分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处理，而没有专门常设的外交机构。

——摘编自徐中约《l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势力的纷纷涌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闭关政策。清廷中一些比较早的“开眼看世界”的大臣开始探索在西方外交语境下建立适应国际交往需求的外交机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汀《北京条约》，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1860年，“总理各国事务街门”在京设立，专门办理对西方各国的交涉及各项洋务。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应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中华民国建立后，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立即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组外交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蒋介石成功出席开罗会议，并于会后发表《开罗会议宣言》，“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表明国际体系平等地接纳了中国，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近代化转型至此基本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   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条约，赔款白银4.5亿两，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派兵驻守等。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政府一直是跪在地上办外交，受尽列强的欺凌。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国人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夙愿，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20世纪50年代，中国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2012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大势，深入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国外交布局。

——摘编自宫力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