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一些地方实行乡约制度，其功能主要是扬善惩恶，制定规约进行道德教化，并建立民间组织和相关的赏罚制度，明清时期，宣讲“圣谕”成为乡约最重要的内容。当时，有地方官吏广泛推行乡约制度，设立乡约组织，每月召集百姓宣讲、教化。康熙九年颁布了乡约组织必须宣讲的《上谕十六条》，内容包含“重农桑以足衣食”“训子弟以禁非为”等。

——据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

材料二：清末，时人认为“地方自治者，为今世界立国之基础……于救亡之事，至为切要”。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地方自治大致按行政区划分城镇和乡两级，设立议事会为议决机关，议员由选民互选充任。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20世纪80年代后，村名自治迅速发展，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91万个村民委员会的村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大部分农村有9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199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群众自治组织。

——据郭宏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件》

材料一 1901年，梁启超呼吁“过渡时代之英雄”，认为此种英雄应具备冲破旧势力的“冒险性”、过人的“忍耐性”、为国民择一“最良合宜”政体并倡率国民以此途得幸福的“别择性”。1903年，留日学生极力宣扬岳飞精忠报国、至死不渝的精神，认为他“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民族之天神”。

 ——摘编自赖静萍《从揽驭到召唤：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与“英雄”概念变迁》

材料二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者和传播者，对英雄观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并对崇拜伟人英雄的西方英雄史观予以批判。李大钊指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英雄也需要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发挥力量。陈独秀强调，英雄时代、圣人时代已经结束，国家“若不建立在广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 

——摘编自黄倩倩《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百年演进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