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文，回答问题竞赛人生与教育功利
吴锦祥
从“沉重的书包”到“钱学森之问”，教育每每被人诟病，甚至诛而伐之。但若真要实施改革，许多人又不愿意了。
多年前教育部门就明确不准暑期办辅导班，某校偷偷借用民居照办，结果被主管部门发现后要予取缔，但学生家长们闻讯蜂拥而来，自动结成人墙，不让相关人员进入，形成冲突。众人将其归之于高考――在高考指挥棒下，“减负”、“素质教育”等等不过是口号、表面文章，许多学校都是“轰轰烈烈 素质教育，扎扎实实应试教育”。但高考制度的背后是什么呢？我以为是国人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在教育上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中国人的高考情结是举世罕见的。进入一个好大学意味着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好的就业机会、高端高薪、上流社会。于是就要拼，就要延伸到前端――中考，再延伸到小升初，现 在又延伸到小学入学，甚至幼儿园了。
报载有人为了挂个学区房的户口，不惜买下了一个厕所，让人啼笑皆非。最近上海某知名民办小学计划招生120人，蜂拥而来的报名者超过4400多人，招录比例超36∶1。于是学校在小朋友的面试上煞费苦心，偏题怪题频出；于是家长们高度紧张，在培训辅导上下足力气；在等待学校通知的几天里家长更是心神不宁、焦虑不安，甚至有个家长“做菜不慎三次切破手。”外国人无法理解中国人的偏颇和执着，但时下中国人流行一句话，叫“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既是一句广告语，也是国人真实的心理反映――国人是将人生看作一场竞赛的，竞赛当然要重名次，当然要重“起跑”。这与教育的功利是相吻合的。
多年前曾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乡村教师在黑板上挂了两双鞋，一双是皮鞋，一双是草鞋。老教师意味深长地对满座学生说：“你们的未来有两条路，一条是进大城市穿皮鞋，一条是回家穿草鞋，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和命运。走哪条路由你们自己选择。”老师的用意和引导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教育引导下，学生们当然越来越“务实”了，考试第一，分数第一，他们只参加与升学挂钩的各类竞赛，而不愿参加普及性的科技活动。他们在国际“奥数”等竞赛中大显身手，但在进入职场后却无所作为。某大学图书馆公布的借阅图书榜单上，导人成功的图书受追捧，占了全部图书的半壁江山。一位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接受记者采访，当被问到对成功和成就的理解时作了最真实、最让人尴尬的注解：“北京户口、买房、找个好工作。”这就是当下众多学生，尤其是贫困地区学生的终极目标，也是他们发奋读书的原动力。在这种功利性下，学生怎么会有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呢？
功利性还表现在学校和教师身上，一味地追求升学率，压缩甚至取消音乐、美术、体育等副科，盲目扩招，片面强调就业率，甚至弄虚作假上报签约率等等，他们在办学理念和教育教学方法上与创造能力、独立精神、批判求异思维等格格不入。
其实中国人在教育上的功利并非起于今日，可谓“源远流长”，如“三字经”中的“头悬梁、锥刺股”，发愤苦读，为的是金榜题名，入朝做官，“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 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久邦数码创始人张向东曾说过：“中国CEO在一起基本没爱好，全在谈生意，而硅谷很多人请我参加跨湾长跑之类的活动。他们只想着改变世界，而以前中国创业者总是想通过创业改变命运。”一个是着眼于改变世界，一个是着眼于改变个人命运，这就是两种教育体制下的不同追求和选择。中国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专家潘建伟也有一番感慨：他在奥地利山区度假时偶遇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在德国医院做一个小手术时又碰到一个小护士，她们竟然都知道他的名字，并且对量子物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让他始料不及。而在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他，熟人相遇也乏人关心他的研究，而是询问他最近有没有上媒体，获得了什么奖项。他表示，现在对科学研究有兴趣的人越来越少了，浮躁的氛围的确对科学研究不利。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曾警告说，“为名为利学物理是很危险的事情。”无论是丁肇中还是潘建伟，是居里夫人还是爱因斯坦，是钱学森还是陈景润，倘若在功利性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下，是很难有大作为、大成就、大贡献的。犹如鸟儿飞翔，总是想着竞赛，总是想着名利，它的翅膀还能那样轻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