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上海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声援地，也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重要发源地。五四运动的爆发地、中心地在北京，但追根朔源，这一运动的兴起，无论是思想酝酿，人才准备，都与上海有重要的关系·······经过五四，再到大革命以后，“红潮”不仅已成为上海多元文化中无法忽视的存在，而且已经开始在全国呈现出燎原之势。

——摘引自熊月之、周武《五四与上海》

材料二

20世纪整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重点主要在广东福建沿海布局，推动了以深圳为代表的区域开发。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局势中产生了不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因素。处在战略转折关头的中国，将突破口敲定为浦东的开发、开放·······邓小平关于浦东的开发、开放则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谋划的，发挥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带动我国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经济带的腾飞。

——摘编自李正图《浦东开发开放模式研究》

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儒家经典）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他经常在清微堂、苑堂给群臣讲经，或亲临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即使在巡察、征伐途中，也同大臣在车上谈经论典，不肯停辍。489年，孝文帝立孔庙于京师；492年，改称孔子为文圣尼父；495年，孝文帝亲祠孔子庙。孝文帝敬重大臣刘芳的儒学功底，主动与之联姻；一代大儒高允博通经史，多年参与孝文帝的军机大事，晚年还为孝文帝议定律令，因此常受孝文帝的赏赐与恩惠。

——摘编自李世龙、刘惟《北魏孝文帝治国思想述论》

1938年7月，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举行大规模的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七七”献金。武汉各界民众对献金的反应十分热烈。短短5天内，参加献金的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来献金的人中，有工厂的工人，有郊区的农民，有船员，还有人力车夫、店员、小贩，甚至还有乞丐”。“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绝食一日，把节约下来的钱捐献。这些感人的事例真是成千上万！劳苦大众捐献的这一点一滴的血汗钱，这不是钱，是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摘编自吴颖《40年改革开放之路，40个意义非凡的“第一”》

材料一  明隆庆以后，政府改变以往的朝贡贸易体制，每年在广州举办春夏两季交易会，主要输出如粮食、糖、花生、生丝、棉纱、瓷器等中国商品，以增加财政收入，广州成为东方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但嘉靖《问刑条例》律令仍然以严刑峻法惩治违禁下番者。从1757年始，清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对外贸易，限定仅在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实行十三行贸易体制。

鸦片战争后，十三行通商体制结束，五口通商，买办兴起，外国商人在广州投资开设洋商行，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广州的外贸。在这一时期，广州外贸出入口商品品种不再受禁令限制，广州港进口商品分为洋货进口和国内其他口岸进口的商品，进口商品有鸦片、洋布、洋棉等机器生产品，出口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原料和手工业产品。近代以来，广州贸易额仍在缓慢增长，但已经被上海反超，其占全国贸易额比重逐年减少。

——摘编自李庆新《广州“交易会”及其制度改革（1567—1644）》等

材料二  1957年4月15日，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此后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在广州各举行一届中国出商品交易会。1999年春第85届广交会，有4家民营企业首次参加，2005年秋第98届有4619家民营企业参展，所占比例达到36.57%，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成为广交会第一火参展主体。早期广交会主要是中国的出口产品，以农副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自2007年4月第101届起，广交会由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增加了进口展区。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口产品逐步过渡到智能化、信息化、高端化、品牌化，还举办网上交易会。2023年第133届广交会有226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报名参会，全球47家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来说，广交会不仅是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窗口，更是与来自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进行交易的平台。

——摘编自胡光霁《1956—1965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若干问题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