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华民族”观念最早是梁启超1902年提出的。梁启超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

——摘自郑大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

材料二：1925年夏，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声称：“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这一个自信力，才能够辨别是非，才能认清国家和民族的利害，才能够为世界的改造而尽力。”1934年及其后，国民政府所发动的一些全国性运动，一般也多打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如：“新生活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军政要员，都出版过以“民族复兴”为题的为数众多的宣传著作，涉及抗战建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不乏见识且充满爱国热情。

中共在抗战时期主要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但出于反侵略斗争的民族大义和与国民党合作的现实需要，也不讳言“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说法。

——摘自黄兴涛《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材料一：中国古代的阅读史，是一部以“仕”为主体的阅读史，阅读内容以忠孝经典为主导，甚至还规范了经史子集学习的先后顺序。但是，伴随着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带来纸质书籍的“贬值”，加之科举制度的实行，阅读权力也从绝对垄断到有限控制。藏书和阅读不再是王室和官吏的专利，民间藏书数量和读书的人数渐增多，书籍种类和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著书立说，还是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历代读书人，发奋苦读，求取功名，其目的都只是期特有朝一日，能“一举首登龙虎，十年身到风池”，“学而优则仕”无疑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最佳出路。

——摘编自郇红梅《中国古代民众阅读的演进》

材料二：晚清的四、读華命经过了一个较长的病酿期。新式体、新式出版机构及西学美学类的增加，为阅读革命的生成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持条件。但并未使潜在的阅读革命转化为现实。甲午一役后，士大夫读关注的焦点正由内而外、由古而今。推崇的学问家由诸子百家转为卢梭、孟德斯鸠等。士大夫津津乐道的关键词正由仁义、纲常、名教而转为民权、自由、革命等。一场外力推动型的“阅读草命”正悄然兴起。

——摘编自闾小波《论晚清阅读革命的兴起及政治功效》

材料一：17-18世纪的世界正处在急剧的变革之中，东西方几乎同时产生了反映此种变革的启蒙思想。在西方，伏尔泰是他们的代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黄宗羲。欧洲的启蒙运动成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人类历史向近代化迈进；而明清之际中国的启蒙思想只存留在思想家的著作之中，并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摘编自《17-18世纪东西方启蒙思想比较》

材料二：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倡言学习西方，主张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五四以前的历史表明，中国走西方国家老路的尝试没有成功，此后，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前赴后继，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探索。

——摘编自《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一

上海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声援地，也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重要发源地。五四运动的爆发地、中心地在北京，但追根朔源，这一运动的兴起，无论是思想酝酿，人才准备，都与上海有重要的关系·······经过五四，再到大革命以后，“红潮”不仅已成为上海多元文化中无法忽视的存在，而且已经开始在全国呈现出燎原之势。

——摘引自熊月之、周武《五四与上海》

材料二

20世纪整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重点主要在广东福建沿海布局，推动了以深圳为代表的区域开发。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局势中产生了不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因素。处在战略转折关头的中国，将突破口敲定为浦东的开发、开放·······邓小平关于浦东的开发、开放则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谋划的，发挥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带动我国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经济带的腾飞。

——摘编自李正图《浦东开发开放模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