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孟子提出“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

——摘编自林晓平《论孟子对历史治乱盛衰的总结》

材料二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禅位，宋孝宗继位，诏求直言。朱熹上疏提出了他的“帝王之学”的两条基本原则：“先格物致知”，“自然意诚心正”，这样就可以应对天下的一切事务。扩充了天理，克服了人欲，就会“圣心洞然，中外融彻”，也就是心正意诚。据《宋史》记载，此后不久，有人在路上碰到朱熹，劝他见皇帝不可再讲“意诚心正”，“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朱熹回答说“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摘编自李申《简明儒学史》

材料三  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播较晚，当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印刷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后翻译了“四书”“五经”。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方之间的对话处在相对平等的位置上，耶稣会士们的翻译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伏尔泰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真理绝不与迷信混同”，他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并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之一。有学者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

——摘编自《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材料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地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

——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材料二  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王夫之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