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战国时的竞争环境，强化了人们对各自国家的认同。秦统一中国使一统天下的国家观获得政治上的实现。到了西汉，“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更进一步地被意识形态化。自汉魏之际开始，对国家忠诚被凸显出来，唐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的很多例证，也证明了这一点。两宋士人基本达成一种道德共识：凡沾旧国一命之恩者，不应再改仕新朝。面对金兵的南下，华北民间自发组织的“民兵”、“忠义军”等抗金武装表现突出。清代在修撰《明史》时也专设《贰臣传》以待明朝降臣，这可看作是加强国家认同的一种举措。

——摘编自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

材料二：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后来，同盟会在政纲中又阐述了排满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之间的逻辑。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庄严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随后，在清帝退位诏书中也承认：“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位共和立宪国体”。这表达出满洲人对新国家的认同。

——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清帝退位诏》等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传统国家观相比，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国家观有何发展，并对其予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汉律特别强调皇权至上，法自君出……。其法制的指导思想则为礼法并用，以礼入法，儒家经义成为法理的基础，坚持德主刑辅，先教后刑，奠定了此后法制体系‘礼刑一体’的基本框架。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我认为法源于自然，而“自然赋予所有人理性”，所以也赋予所有人“法”；自然界存在一些普遍的法则，如理性、自由、平等、正义等，这些原则永恒不变，这些原则也必须体现在法律中。

——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

材料三：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第十六条：中华民国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

第三十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

第五十一条：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节选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一：（秦）郡县官吏统统由享受俸禄的职业官僚担任，任免权集中于中央。……郡守掌行政，郡尉掌军事，郡监御史掌监察。……郡县官必须服从朝廷的统一调动。官员调任官职，不得携带旧部属吏。每年正月“大课”，中央考课郡守，郡守考课县令长。

——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材料二：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兆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故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仆曰仆，秩亦千石。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

——（东汉）班固《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

材料三：行中书省，凡十一，秩从一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疆，与都省为表里。国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某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

——《元史·百官志》

材料四：在史学里，制度本属一项专门学问。……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纵然事过境迁，后代人都不了解了，即其在当时也不能尽人了解得，但到底这不是一秘密。在当时，乃至在不远的后代，仍然有人知道得该项制度之外在需要与内在用意，有记载在历史上，这是我们讨论该项制度所必须注意的材料。否则时代已变，制度已不存在，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决不能恰切符合该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需要和真确的用意。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秦“治驰道” “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并且经常动辄几十万人的大规模行动……隋开凿通济渠，沟通黄河淮河水运，到隋炀帝时代，大运河全线建成，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唐代商运已经相当发达，商人的活跃，促成了特殊的交通现象，商船四方荟萃……宋代是我国海上交通最为繁盛的历史阶段，造船技术总体进步，“车船”“以轮激水，其行如飞”，“万石船”可载钱二十万贯，载米一万二千石……元代国家疆域空前辽阔，邮驿制度和邮驿组织具有重要地位，元代经营的驿路，远远超过偏安东南的宋朝……古代有整套行之有效的交通规则，如唐代《仪制令》规定交通应“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