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人性本善的哲学传统。在这样的人性论和人文环境中，一方面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因为人心本善的理论预定和圣人崇拜而不被重视，另一方面行政监察成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手段。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统治手段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制度的安排，加以固定下来，它完全仅作为帝王个人驾驭群臣的政治手段。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行政监察思想能够推动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实践的发展，而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却日益萎缩并退化、变异为一种特务制度的原因。

材料二：西方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到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都确信不疑地认为人性本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就无从规避。在此基础上，西方得出政治原罪论：有权的人在行使权力时有一种自私和邪恶的自然本性和犯罪的潜在危险。西方对人的天然不信任迫使西方人时刻保持着对权力的天然警惕。孟德斯鸠警告人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于是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权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权力对付权力。”这样，西方创造出了基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行政监察理论。

——以上材料均选自屈双湖、胡雪纷《基于人性的行政监察思想及其实践分析》

材料三：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把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列在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第一条，着眼点就是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察合力。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改革，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选自2018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讲话

材料一：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郡县官吏统统由享受俸禄的职业官僚担任，任免权集中于中央。魏时期地方官任期多为六年，隋朝几经改革定为四年。

唐太宗时，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称为道，时常派黜陟使或巡察使到各道巡察。唐玄宗时，每道设采访使一人，督察所属州县。宋代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任，属于差遗性质，所谓“以京、朝官权知，三年一替”。地方官任职避亲、避籍渐成定制且严格遵守一年一考课，三年一升迁的考核任期制。

——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材料二：若元（元朝），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干五百一个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元史》

材料三：明太祖认为，元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君不能躬览庶政”，君主不够专制，导致“主荒臣专，成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大乱”。为此，洪式九年废行省，在地方设承宣布改使、提刑按察使、都指挥使“三司”，共同组成省级政权机构，分别执掌行政、司法和军事。三司各司其职，互不隶属。……三司的设置虽是强化中央集权之举，但事权一不一，不利于弹压地方。于是相继出现了巡抚、总督的设置，以节制三司，统一协调地方权力，消除牵制、扯皮、效率迟缓之弊。这样，“巡抚”总领一省军民大政，“三司”悉听节制的新体制已逐步形成。正德年间农民起义及“倭寇”入侵往往涉及数省，明朝加派兵部尚书都察院御史以“总督”去总管数省，“总督”一职出现，督抚制度初步形成。督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

材料四：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谈到：“政治制度是现实的”…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