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一些地方实行乡约制度，其功能主要是扬善惩恶，制定规约进行道德教化，并建立民间组织和相关的赏罚制度，明清时期，宣讲“圣谕”成为乡约最重要的内容。当时，有地方官吏广泛推行乡约制度，设立乡约组织，每月召集百姓宣讲、教化。康熙九年颁布了乡约组织必须宣讲的《上谕十六条》，内容包含“重农桑以足衣食”“训子弟以禁非为”等。

——据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

材料二：清末，时人认为“地方自治者，为今世界立国之基础……于救亡之事，至为切要”。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地方自治大致按行政区划分城镇和乡两级，设立议事会为议决机关，议员由选民互选充任。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20世纪80年代后，村名自治迅速发展，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91万个村民委员会的村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大部分农村有9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199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群众自治组织。

——据郭宏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件》

长期以来，“启蒙”一直是思想文化史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有学者认为，西方的启蒙，是一种“内源”式、接续式的“早熟”的启蒙。在14至16世纪，西方人依靠自身的社会变革力量酝酿起早期启蒙，并层层推进演绎出18世纪启蒙。而近代中国的启蒙则是“外源”式、突变性的“晚熟”启蒙。借助于“西学东渐”的刺激与发酵，中国文化传统的逻辑发展进程才发生历史的大转折，最终在“民族复兴”的理论大框架中，标立起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价值观和伦理观，逐渐折射和透显出“西方式”启蒙的反传统含义。

——据孟广林《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思想启蒙》整理

请回答：

材料一：17-18世纪的世界正处在急剧的变革之中，东西方几乎同时产生了反映此种变革的启蒙思想。在西方，伏尔泰是他们的代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黄宗羲。欧洲的启蒙运动成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人类历史向近代化迈进；而明清之际中国的启蒙思想只存留在思想家的著作之中，并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摘编自《17-18世纪东西方启蒙思想比较》

材料二：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倡言学习西方，主张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五四以前的历史表明，中国走西方国家老路的尝试没有成功，此后，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前赴后继，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探索。

——摘编自《中国历史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