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唐代户籍分“良民”与“贱民”，前者为自由民，后者包括依附于官府的役户和门阀的家丁、奴婢。中唐之后，均田制解体，宋代“不抑兼并”，允许产权自由流动，“贫富无定势”，世家大族进一步削弱；另一方面，两税法使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向“舍人税地”方向发展。基于此，宋代废良贱户籍制，根据居城或居乡，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居民户口。又根据居民有无不动产，划分“主户”与“客户”，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上等户纳税多，下等户纳税少，客户由于没有田产，则不用缴税，更不会被束缚在土地上，“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此外，宋代立法规定：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口。这样，大量商人、佣工、流民涌入城市。

——摘编自吴钧《户口册上的中国》

材料一：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和成熟期，书院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育理念和教育风格等都日益完善和规范。书院注重明辨义利价值观，强调以义为本。教育以社会群众为价值主体，并以社会整体利益制约个人利益。课程设置以“四书五经”作为德育课程的主体，重视学术争辩和学术交流，允许不同学派进行讲学，体现学术自由。宋元统治者都极为重视通过书院对民众进行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教化，并尽量把两者结合起来，把统治者的统治意愿转化为被统治者的自觉要求。

——摘编自李强《简论宋元时期的书院教育及启示》

材料二：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各阶层人民的教育观念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维新派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良好的教育，为了变法，必先改革教育。从京师大学堂到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各教学机构纷纷成立。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明朝“商人之互相合作，共同经营之情形已屡见不鲜，但始终无发展为股份公司取得财团法人地位之趋向。”借助血缘关系维系的商业组织，其任事者为“亲戚知交”，虽无效能亦不便辞退，其商业利益，必须“能活千家百家”，则投资者道德义务，可能超过其经济利益。执商业资本之牛耳的徽商、晋商，其汇兑业务的运转全赖个人操守及道德观念，“亦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民法及公司法之作保障者相提并论。”由此证实，16、17世纪“中国商业缺乏资本主义之性格。”

——据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整理

请回答：

材料一  宋辽西夏对峙时期，北宋的东京开封府是最大的商业中心，此外还有一些地区性商业都会。这些大商业城市已完全突破坊和市的限制，商业活动也更为自由。在县城下面， 有许多镇市，城镇郊外的农村还有草市定期集市贸易。在南宋统治区内，商业以杭州为中心， 在长江流域及江南广大地区继续发展。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朗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克、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