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论

                明·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

　　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曰：“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注：豫让，战国晋人，生卒年不详；为晋智瑶(即智伯)的家臣，赵、韩、魏共灭智氏后，曾入赵襄子宫中刺杀襄子，被俘获。后豫让改名换姓，以漆涂身，吞炭使自己变哑，改变形象，谋刺赵襄子，又被捕，伏诛前，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呼天击之，遂自杀。

                                                     事见《战国策·赵策一》。

灵壁张氏园亭记

苏轼

    道京师而东，水浮浊流，陆走黄尘，陂田苍莽，行者倦厌。凡八百里，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之阳。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鳖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宾客。余自彭城移守吴兴，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舆叩门，见张氏之子硕。硕求余文以记之。

    维张氏世有显人，自其伯父殿中君，与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灵壁，而为此园，作兰皋之亭以养其亲。其后出仕于朝，名闻一时，推其余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余年矣。其木皆十围，岸谷隐然。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子之泽也。

    余为彭城二年，乐其风土。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灵壁，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屦，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以与其子孙游，将必有日矣。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