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饮冰室全集》）

【资料二】物以类聚，“肌”以群分，肌肉根据“工作需要”，有着不同的类型，其特点如下：

【资料三】人体骨骼肌共有600多块，它从一丝纤维开始，到最后组成一块肌肉，并不是简单的堆积.捆绑，而是“逐级累加”——每条纤维的外部，有一层结缔组织膜把它们紧紧裹住，N条肌纤维平行排列在一起集合成纤维束后，又会有一层结缔组织膜把它们紧紧裹住，而这些纤维束再聚到一起，还会再有一层膜来包裹。如此便形成了肌肉块。这样一层一层分级包裹，就如同生产钢缆时，从钢丝到钢缆的制作过程，可以让组织的负荷强度最大化。

【资料四】肌肉运动时，如果氧气不足，葡萄糖代谢产物就会变成乳酸，如果肌肉持续强力收缩，导致血流中断，乳酸就无法被快速代谢，量大了就会刺激神经，产生酸痛感。等停止运动一分钟左右，这种感觉就会消失，而运动过后的肌肉酸痛，其实并非主要由乳酸造成，而是因为肌肉长时间“闲置”，突然大幅用力，造成肌纤维和结缔组织受损，也就是俗称的“肌肉拉伤”，只不过拉伤程度较低，感觉与乳酸堆积类似。当然，肌肉是可以在短时间内自我修复这种“肌肉拉伤”的。
                                                                                                                                 （根据有关资料改写）

太阳和霓虹灯

       ①这是我们来到北京的第三天，这一天的任务是采访三位文化艺术界名人。

       ②早晨，我们先来到一位著名女演员家里。用北京人的土话说，这位“大腕”现在正“火”。从见面到讲述完自己的奋斗经历，她的眼神一直是冷漠孤傲的。讲述完毕，“大腕”严肃地说：“你们的文章写好以后一定要让我过目。”快出门的时候，她又叮嘱我们：“如果没有把握写好的话，我可以为你们推荐作者。”我们谢绝了她的好意。

       ③第二个采访对象是某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见面地点定在京广大厦，这是主持人要求的。从顶层临窗的位置往下看，大街上的人如蚂蚁一样渺小，马上使人产生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主持人也的确给这环境争气，不时打着标准的领袖手势，言语间也常常引经据典。他偶尔也有卡壳的时候，说出文章中的一句甚至半句话后愣怔片刻，然后一挥手说：“你们回去再查吧，这么简单的东西还用从头到尾说完吗？”这使我们对他的“敬仰”又增加了一分。

       ④来到季羡林老人家里已是傍晚了。秘书出来挡驾，为难地说，老人今天已接待过几个外国代表团了，最好明天再来吧。我们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明明知道老人很累，依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甲）秘书进去请示，老人竟答应了。秘书把时间限定为20分钟。

       ⑤老人的相貌、衣着和我们想象的竟非常吻合，这可能因为那个真实的故事：几年前一个新生入学，看见路边一个淳朴得像农民一样的老者，以为是工友，便让老人帮他看管一大堆行李。这位老人欣然同意，并尽职看管达半个小时之久。几天以后，北京大学举行新生入学典礼，这个学生惊讶地发现，坐在主席台正中的，被介绍为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正是那天为自己看管行李的老者。

       ⑥来之前就听说老人有两套房子，我们展开俗人的想象，非常羡慕。但看了才知道，室内空间大部分被书占据着，而供老人活动的空间极小。老式家具，陈设简单、朴素。

       ⑦虽然某些问题问得幼稚，但在交谈的过程中，我们每提出一个问题，（乙）老人都要思考片刻，有两次竟手抚额头陷入长时间的思考。老人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便是认真思考，这可能已经成为老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由此可以看出老人的两种美德：一、尊重知识，用老人的话说就是“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说半句空”。二、尊重别人，用老人的话说就是“我的自知之明有些过了头”。

       ⑧一个多小时眨眼之间就过去了。采访结束，老人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口，一一握手告别。

       ⑨紫禁城的傍晚很美。太阳悬挂在地平线上，光线柔和。它是至高无上的，但在某些时候却情愿寻求平等，因为它知道这种姿态更有利于交流。都市的霓虹灯也亮了起来，五彩缤纷并且极富动感，竭力招揽着人们的目光。太阳和霓虹灯同时出现，看上去竟不觉得有什么不和谐，也许因为它们都发光吧。

嘱托

格·鲍姆特

    就在彼得动身前往华沙参加一九五五年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前一晚，有人来敲门。原来是一位邻居。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小包包，然后摆在桌面上，摊开来。里头是一张相片、一封信和一张字条。

    他讲述了有关这个小红包的一段经历。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波兰。这样，大批的波兰人被弄到德国去。那时候，这位邻居正在一家锯木厂当工人，他曾答应帮助一个波兰囚犯实现他的托付。

    一天，锯木厂的一个工棚失火了。人们都在交头接耳，心里明白是囚徒们干的好事，他们想用这样的方式把斗争进行下去。一群身穿黑色制服的党卫队员朝工厂一拥而入，带走了许多做苦工的囚犯。

    当党卫队员冲进邻居工作的那个车间时，他正与那位囚犯在干活，这位波兰人迅速地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红色的小包包，塞到德国工人的手里，“老婆和孩子……多替我问候，要是战争完蛋了。”他脸急得煞白，压低嗓门儿刚说出这几句话，党卫队就把他带走了，作为对这次纵火的报复。

    一九四六年夏天，这位邻居发了一封信给囚犯的太太，她的地址就写在那张纸条上。可是，他并没有得到回音。一年半之后，他又试图再投一信，然而，一切依旧是徒劳的。现在好了，终于有了这一天，他可以托人将这个小包包直接带到波兰去。这位邻居把小红包郑重地递给彼得。

    彼得注视着这张相片。相片上是一位妇女，手里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姑娘。信呢，不言而喻是遇害者留给他家属的最后诀语。在那个小小的纸片上，用大大的字迹写着这样一个地址：“Z和M·尼波耶夫斯卡，华沙斯巴索夫斯基大街十八号”。

    “一定的，我会去找她的，并将事情的一切转告她，这件事您完全可以信赖我。”彼得说。

    那时候，当这位邻居把这个小红包交给他的时候，彼得觉得一切都很简单：只要去到华沙，把事情一讲，东西一交，不就完了嘛！然而，当彼得后来抵达那条街的时候，十八号的门牌怎样找也找不到。在那块空地上，从前确实有过十二至二十六号门牌的房子，现在只见一群孩子在空地上踢着足球。在警察所，彼得也得不到一点答复。她们现在究竟住在哪儿呢？这样，彼得反而横下一条心，非找到她们不可了。

    来到华沙，彼得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求知的渴念，他见得越多，什么活动都想参加一下的愿望就更大。

    大约在联欢节开始后一个星期，他的朋友们建议他去与一些波兰小伙子和姑娘相会一下。起初他觉得不太好，但朋友们干脆连拉带扯地把他推拥走了。跳舞的时候，每个人都得找个舞伴，这时在彼得面前就站着一位姑娘，她羞赧地望着他，并且邀请他跳舞。就这样，德国、波兰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相聚在一起。他们尽力地用手势比画着交谈，大伙笑着，欢快地跳着。

    自这个晚上相遇后，彼得与玛留莎每天都要相会。

    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最后一天终于到来了，整个华沙城都陷入一片欢腾之中，在大广场上，阿拉伯青年与瑞典青年，中国青年与黑人青年，伊朗青年与德国青年都在纵情地载歌载舞地狂欢，然后他们慢慢地拥向火车站。

    彼得伴随玛留莎在火车站站台上来来回回地溜达，广播员用广播催促大家赶快上车，彼得才恋恋不舍地攀上了车厢，将身子从车窗里探出来。他们相互凝视着，一时无言以对。

    “地址！”玛留莎突然想起来，她的喊声就像呼救那样。

    彼得摸出笔记本，撕下一页，将他的地址记在上面。这时，他一下子才想起了那个小红包，于是赶忙把它掏出来。

    “玛留莎，请帮助找一找，”他说，然后把这个小红包按在她的手心上。“打开看看！”他大声说，他见她一时还未领悟他的意思。

    她打开这个小红包，念起来了。火车慢慢地挪动了。

    玛留莎脚下像是生了根似的，粘住了。她几乎要被那些跟着火车而跑的人撞倒。“玛留莎！”彼得喊了她一声。玛留莎抬起头来一望，开始随火车跑起来，接着她停下脚来，摆着手，手里的那块红包纸就像一方告别的红头巾。彼得还在望着她，一时间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她整个脸庞都叫泪水湿透了。

    “为什么她哭得这样厉害？”彼得思忖着，这时他已缩在一个角落里。“我将给她写信。”他这样想着。彼得拿出她的地址来，他念着念着，脸色越变越白，一直白到额头。原来，上面留下这样的名字：“玛留莎·尼波耶夫斯卡”，也就是那个小红包里的纸条上写着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