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启蒙”一直是思想文化史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有学者认为，西方的启蒙，是一种“内源”式、接续式的“早熟”的启蒙。在14至16世纪，西方人依靠自身的社会变革力量酝酿起早期启蒙，并层层推进演绎出18世纪启蒙。而近代中国的启蒙则是“外源”式、突变性的“晚熟”启蒙。借助于“西学东渐”的刺激与发酵，中国文化传统的逻辑发展进程才发生历史的大转折，最终在“民族复兴”的理论大框架中，标立起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价值观和伦理观，逐渐折射和透显出“西方式”启蒙的反传统含义。

——据孟广林《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思想启蒙》整理

请回答：

材料一：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后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轻重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二：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乃是这个运动未能全竟其功的原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材料三：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受压迫的妇女——激进分子们在他们的刊物上予以全面详尽论述的话题——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注意焦点的这一转变结果形成了他们与劳工大众的一种新的认同……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们就被劝告要到劳动人民中去工作，而且他们当中有人这样做了——彭湃在海陆丰的农民中间，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间，毛泽东在长沙的工人中间，还有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间。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