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美国史学家戴福士认为,从明末至今,中国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外来压力,特别是现代化西方的压力、欧洲的文化冲击波———从17世纪的基督教到19世纪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可谓连绵不绝。中国分别从西方、西方化了的日本和美、苏引进了不同的思想模式以改造自身的文化。但是戴福士仍然认为,中国的历史处于自身与西方都无法轻易改变的胶着状态,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历,与其说是一种“大过渡”,毋宁说是一种以文化的延续和变化的继承模式进行的“大强化”。

——摘编自张晨怡《中国近代文化十二讲》

阅读材料,自拟论题,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进行论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符合逻辑)

材料一 1901年，梁启超呼吁“过渡时代之英雄”，认为此种英雄应具备冲破旧势力的“冒险性”、过人的“忍耐性”、为国民择一“最良合宜”政体并倡率国民以此途得幸福的“别择性”。1903年，留日学生极力宣扬岳飞精忠报国、至死不渝的精神，认为他“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民族之天神”。

 ——摘编自赖静萍《从揽驭到召唤：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与“英雄”概念变迁》

材料二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者和传播者，对英雄观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并对崇拜伟人英雄的西方英雄史观予以批判。李大钊指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英雄也需要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发挥力量。陈独秀强调，英雄时代、圣人时代已经结束，国家“若不建立在广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 

——摘编自黄倩倩《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百年演进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