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抗战时期，中国在积极寻求与英美进行远东军事合作的同时，也提出了收回香港的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重庆国民政府新任駐英大使顾维钓，就曾奉蒋介石命向英国政府说明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抗战末期，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中国人民要求收复失地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开罗会议后，人们在欢呼《开罗宣言》关于将日本从中国掠去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一规定的同时，也殷切期待着香港能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虽然出于稳定自身统治目的，希望收回香港主权，但为取得英关对其反共灭共这一中心目标的支持，不愿在香港问题上与英美闹翻，最终不得不属从美国压力，对英国受协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收复香港的极好机会。

——摘自袁成亮《抗战胜利前后重庆国民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

材料二：不少人都会问，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势如破竹之时不一举解放香港，而把这个问题留到几十年后解决？从今天看来，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国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经济……，审时度势，区别轻重缓急，集中カ量处理一系列更紧迫的大事。……1978年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时候的回际形势，较之从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为和，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随着1997年日趋接近，新界租期漸近届满，香港的前途也渐成为各方注意力汇集的焦点。

——摘自《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

材料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保持香港繁荣……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进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

——摘自《邓小平文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9.24

材料四：第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事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致区基本法》

①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 ②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③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④《中美联合公报》签署

习近平主席说，“周恩来，一个光荣的名字、 不朽的名字” ， “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总理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和国家的外事工作。

材料一

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 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 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呢? 中国 100 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 我们不学他们。 我们不要被动、 怯懦， 而是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采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

材料二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成为了各国和平相处的基础，是为各国普遍接受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被写入了联合国文件。直至今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在国家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周恩来积极推动我国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1956年到1965年，周恩来多次出访亚非国家，足迹遍及两大洲20余国。每到一地，他都受到热烈欢迎。他与各国领导人进行深入会谈， 取得许多成果。 他的亚非之行掀起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交的热潮， 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团结与日俱增。周恩来也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争取与西方国家的友好交往。在中法建交、 中美建交这些改变国际格局的大事件中，都有他的心血和智慧。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1976年周总理逝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8个增长到 107 个，且在此期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付出和领导。

———孙旋《新中国外交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