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创建御史大夫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同时，地方刺史。魏晋南北朝，中央御史台直接受命于皇帝，检察权扩大，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隋设御史台、司隶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分十道监察区，形成严密的监察网。宋代，中央沿袭唐制，地方设监司和通判，直属皇帝。元朝，地方设立御史台，还制定了一套监察法规。明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清朝，地方监察沿用明制。

材料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

材料三：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考察有官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

——《元史》卷十，《世祖纪》

    “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

——《明史·职官制》

    清皇太极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

材料一

董仲舒以《春秋》经的权威，高度肯定了“大一统”，这符合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孔子的“吾从周”仍是肯定了周朝的封建制，而董仲舒的“大一统”则已是对“汉承秦制”的郡县制的肯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儒学成为“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完成了“汉承秦制”与儒家文化的整合。如余敦康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一种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文化模型，不是在先秦而是在汉代才最终形成的。”

——摘编自李存山《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材料二

朱熹把《大学》中的一些理论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至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主》，用理学重新解释《论语》《孟子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对儿童的生活习惯提出了行为规范。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