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唐宋之际，乡村自治组织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唐宋推行的科举考试制造了一个拥有特权却居于乡间的士绅阶层。宋代以后，在大举将地方神明纳入国家祀典的同时，随着识字率的激增和文化的相对普及，中央的秩序、教化逐步延伸到基层。吕大钧首创“吕氏乡约”，后由王守仁发扬光大；朱熹等理学家则开始将宗族制度庶民化。迨至明后期，里甲制度崩坏，就由乡约、保甲承担了村落治安职能。清代的里甲、保甲、乡地、宗族、包税人则承担催征赋税的职能，基层自治功能被明清时期勃兴的宗族等各种社会组织分担。

鸦片战争后，在内乱外患的打击下，农村社会的权力组织趋向解体。进入20世纪，清王朝推行新政，传统的乡里制度、保甲制度被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1909年清政府颁行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列举了乡镇“自治事务”，包括：学务、卫生、道路工事、农工商事务、善举(救贫事业、育婴等)、公共事业、筹集款项等。这既减轻了朝廷负担，又赢得士绅的支持。然而真正重要的国家赋税、行政、司法、警政等核心权力，仍严格把控在朝廷手中，绝对不允许乡镇自治机构插手。晚清时期，士绅通过参与地方自治活动，涉足工商实业、新式教育以及各种文化政治事业，重新设计自我角色，谋求自己的位置。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开始接受民主思想，开始向资产阶级阵营靠拢。

一一摘编一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等

材料：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出现很多新事物，六部制度陈腐落后，无法应对新的形势。郑观应等人意识到铁路及电报局等为“利国要政”。1906年，清廷设立专门中央机构﹣﹣邮传部，负责铁路、电政、邮政及航运。以铁路为例，邮传部致力于筹措资金创办铁路，发展铁路营运，推动铁路与电报局之间的路电接线，开展路矿联营活动。其成立包含着晚清政府签合数治资源的诉求，“以便把以往各省兴办之事，皆行集中于中央”。邮传部统筹规划，相继默回京汉铁路的创办权，接管外人掌控的邮政，等等。此外，随着新式交通的兴起，“男女杂坐不以为嫌”，“父母在，不运游”的社会心理也发生变化。

﹣﹣榜编自[加]卜正民等《哈佛中国史》

材料一：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清政府认识到教育不兴与国力日衰的关系，开始注重国民教育的发展。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其中《学务纲要》提出“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认为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小学者，罪其父母，名为强迫教育”。在学费方面“此项学堂，国家不收学费，以示国民教育，国家认为义务之本意”。此后各地普遍设蒙小学堂，推行义务教育。1906年学部咨行各省推行义务教育并颁行《强迫教育章程》，名为强迫但实施的弹性较大。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决议《试办义务教育章程》，规定义务教育的年限为4年，并提出国库补助义务教育经费的办法。可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这个章程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材料二：日本政府将发展国民教育作为使国家兴盛的首要措施。1871年明治政府组建学制调查研究委员会草拟《学制》，1886年明治政府以敕令的形式颁布《小学校令》，推行4年制义务教育，家长依据规定支付儿童的学费。此后日本学龄儿童的入学率有较大地提升，特别是女子教育。1899年10月明治政府颁行《小学教育费国库补助法》，对小学教育费进行补助。1900年《小学校令》将义务教育年限统一为4年并免去了小学学费，从法律上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到1907年《小学校令》颁行的时候，义务教育的年限被延长至6年。得力的政策使这一阶段义务教育的就学率有较大提升，到1911年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的就学率达到98.2%。为适应义务教育规模扩大后的师资需求，明治政府从扩大师范教育规模；增加法制和实业教育的内容；对师范教育进行部分升级；确立新的师范教育体制四方面改革扩充师范教育，为义务教育提供师资保障。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梁雯娟《淸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时期普及义务教育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