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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浙江省杭州市长征中学2019-2020学年高一上学期语文期中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如果说要找出共享经济的最大亮点,那么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引领了波澜壮阔的创业浪潮。自2011年以来,每一到两年都有一些领域成为创新创业的热点。如2011年到2013年,诞生了以在线短租为主的住房共享创新浪潮;2013年到2015年,有了各家资本裹挟下的网约车烧钱大战;2015年到2016年,产生了直播、短视频等知识共享的创业潮,以及2016年至今骤然从高潮到低谷的共享单车等。此外,还有生产制造共享、劳务共享、科研资源共享等层出不穷。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创业潮,搅动了原有的商业格局,重构了我们的生活模式,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

    但若要总结共享经济的一些教训,那么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共享经济产生了许多“泡沫”,造成了虚假繁荣。拿这一波“风口”上的共享单车来说,就在去年还“风生水起”,转眼间就遇到寒冬,原因何在?是因为市场快速发展引来资本竞逐,甚至为抢占市场采取恶性补贴,却忽略了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改进,轻视了和地方管理之间的磨合。更有一些“共享经济”,只是炒作概念而没有实质,如共享宿舍、共享衣服、共享马扎等,实际是人为制造的“伪需求”。还有一些“共享经济”概念,言必称颠覆传统,态度十分激进,但是却忘记了传统产业也有自身特点和优点,如果不尊重、不理解甚至敌视传统,就很容易闭门造车、凌空蹈虚,造成“空中楼阁”。

    材料二:

    共享经济拉动就业成效显著,助力实现包容性增长。

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平台员工数达716万人,比上年增长22.3%。

   

    2015—2017年我国经济平台员工数

   

    材料三:

    资本退出之后,谁来填补空缺?这可能是共享经济下半场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显而易见的是,用户的押金并非问题的正确答案。“对于互联网租赁企业,生存之道不是要盯着用户的押金,更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盈利模式。这样资本退出之后,才不至于有釜底抽薪的感觉。”上述共享汽车平台投资人表示。

    “对于租赁企业来说,收取押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确保消费者不去故意损毁单车,维持运营秩序。而此目的,还可以通过建立消费者信用体系和正向鼓励等多重手段实现,不一定只依赖于押金。”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交通项目部主任刘岱宗说。

    “要防止共享经济的异化,警惕那些只为吸引眼球,而无法探索出可持续经营模式的共享经济项目。”熊猫资本合伙人梁维弘认为,共享经济发展已背离共享初衷,不但没有利用闲置资源并使其流动起来,反而提高了交易成本。

    材料四:

    共享经济主要通过对资源的共同分享,实现资源利用效果和程度的最大化,促使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更加开放和互动。然而,在以城市空间为载体对闲置资源进行优化利用的过程中,空间作为资源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比一般物品的资源共享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与挑战,这在城市空间治理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以大数据技术发展为背景,信息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分享,从而达到大多数人参与的目的,但由于当前我国互联网平台监管并不全面,信息在分享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泄露等问题,导致相关主体利益复杂化。比如,一些企业打着“发展共享经济”的幌子,堂而皇之地从事非法集资、窃取用户隐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共享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就其本质而言,资源拥有权与使用权的界限、界定是十分清晰的。然而现阶段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共享经济,大多数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将资源提供者与个人需求相互联系,平台与服务提供者的关系设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企业雇佣模式,更多是偏向于联盟的作用关系,这就导致部分企业企图以单纯提供信息平台为由规避风险与责任。

(1)、下列针对材料的表述,准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认为近年来共享经济最大的优点是它引领了产业革命的浪潮,不断开创新兴行业。 B、材料二列举了2015年到2017年共享经济平台员工数量,直观地反映出共享经济在解决就业方面的突出作用。 C、材料三讨论了共享经济如何摆脱困境的问题,认为谁来填补资本退出后的空白是最关键的问题。 D、材料四从城市空间管理、信息获取共享、资源使用三方面深度剖析了共享经济面临的困境。
(2)、下列针对材料的理解,不准确的一项是(    )
A、共享经济在资本的裹挟下,每年都会制造出诸如共享住房、共享单车、共享知识、共享劳务等创新创业热点。 B、共享经济对扩大就业的作用越来越突出,2017年,共享经济企业新增的就业岗位约占全部新增就业岗位的10%,2017年新增就业人数大大增加。 C、为维持良好的运营秩序,确保消费者不故意破坏租赁物,企业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比如收取押金,再比如建立消费者信用体系,以消费者的信用作为担保物。 D、部分共享经济企业企图利用平台逃避责任,有的企业甚至利用平台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3)、请结合材料中“共享经济”出现的问题,给“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提几条建议。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文后各题。

Master终于引起人类对于未来的担忧

    2017年新年伊始,阿尔法狗的升级版Master以60:0的战绩击溃当世所有围棋顶级高手,引发全球关注。短短半年,阿尔法狗的改进型所展现出的学习能力,已超出人类对进步速度的理解,人工智能碾压人类智商的恐惧感再次笼罩网络。这场人机大战的结果无情宣告:很多工作曾被认为不可替代,那只是因为人工智能尚未涉足而已。今天的很多热门行业与专业,未来都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这个绝非危言耸听的前景让我们重新思考人工智能与我们自身的关系。

    这场“人机大战”引发的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人的尊严问题。Master对围棋高手们的“血洗”,让人类整体感觉很没有面子。20年前,当深蓝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时,人们就把赌注押在围棋上,认为这是机器无能为力的领域,如今,这个赌注在人工智能面前同样弱不禁风。

    实际上,人类输掉的并不是尊严。何谓尊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英国哲学家迈克尔·罗森曾将其分解为三个部分:一种社会地位;一种恒久的内在价值;一种可以被尊重的行为。据此,输棋的围棋棋手尊严有何损失?原先的九段还是丸段,以前拥有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发生变化。改变的只是,经此一役,那些曾经虚妄的骄傲、自负与认知模式开始改变。历史经验无数次表明,人类的骄傲与自负大多是被夸张建构的。破除人类内心根深蒂固的虚妄的骄傲与自负,恰是本次人机大战的重要收获之一。

    而此番Master获胜带来的最重大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人工智能对人类未采的颠覆性作用。机器有一天会不会突然产生意识?谁能保证,随着硬件与软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神经网络、算法技术的突破,机器有一天不会突然产生意识?到那时,就难免涉及复杂的伦理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何谓智能?机器是否具备人的智能,需要一个衡.量标准。研究显示,智能包含多雏度内容,远不止可计算化(形式化)这一种。在计算能力方面,人类早已不是机器的对手;而智能中的其他维度一旦可以部分形式化,人类自然也不是机器的对手。未来的深度学习甚至可以让机器做到更多,比如学会像人一样从事文艺创作。如果这一天到来,人类不仅面临被全面替代的危险,还将涉及自身存在的意义问题。

    关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学界的认识呈现出普遍的对立:科学家往往认为人工智能离真正的应用还很远,它目前还很“傻”,其危险远不足虑;而人文学者则往往比较担忧,认为一旦某些关键技术被突破,人工智能所引发的链式反应就会导致无法控制的局面,到那时,我们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用以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都将面临崩溃的危险。寻常大众出于好奇,则寄希望于人工智能取得新进展或许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改善并提升社会福祉。

    如果眼前的潜在利益大于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代价,人们往往更倾向于放大当下的收益而对遥远的风险进行打折,这有可能造成决策失误。潘多扭的盒子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放弃人工智能这一领域,但鉴于人工智能的高度不确定性前景,在竞争刚刚开始之时就需要制定最低限度的规则,给其发展套上缰绳。否则,我们追求来的将不是期盼中的救星,而很可能是无情的掘墓人。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01月16日02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 ——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

(选自光明网)

材料二: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再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她大半本都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这说明他们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鹜,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选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材料三: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

(选自新浪网)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一:

    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报道,丹麦科学家对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家族的基因进行了测序,并将结果与对人类的类似研究进行比较,得出了新结论:人类的基因突变率明显慢于我们最亲近的亲戚——其他类人猿。

    研究论文第一作者、奥胡斯大学的索仁·贝森巴赫说:“过去6年来,有几项大型研究已经对人类进行了大量研究,因此我们手头掌握有人类每年的新基因突变的数量。但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未对人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的基因突变率进行深入研究。”

    此次,科研人员通过研究猿类家族,比较其不同代系之间的遗传差异,厘清了其每年发生的基因突变的数量。总体而言,新研究表明,人类的年突变率比其他类人猿约低三分之一。

    研究人员称,这些结果对于理解人类和其他类人猿在进化上何时“分道扬镳”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研究中计算的突变率,团队提出了猿和人类分道扬镳的新时间点。

    他们估计,人类和黑猩猩在进化上的分离约在660万年前;人类与猩猩分离约在1590万年前。而先前的估计表明,人类与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的分离时间分别约为1500万、1900万和3500万年前,但这些估计数值与化石记录并不吻合。

(节选自2019年1月2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

    如今,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城市的繁华街道上行走,你会看到从棕黑色到深褐色再到奶油色的各种肤色的当地人。500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这种差异来自于殖民时期以及之后美洲原住民、欧洲人和非洲人的相遇和融合。肤色较浅的人被认为拥有更多的欧洲血统,而那些肤色较深的人则被认为有更多的美洲原住民或非洲血统,并因此经常成为被歧视的对象。

    如今,一项对来自5个拉丁美洲国家的6000多人的基因进行的新研究打破了通常根据肤色作出的简单种族假设。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发现了一种新的与浅色皮肤有关的基因变异,而这种变异只存在于美洲原住民和东亚人群中。这意味着,在拉丁美洲,浅色皮肤可以反映出美洲原住民以及欧洲人的血统。

    研究表明,一种变体出现在基因MFSD12上。这种基因的表达减少与非洲人的肤色变黑有关。然而,这种新的MFSD12变体与较白的皮肤有关,可能反而会增强这种基因的表达。当科学家在其他人群中寻找这种变异时,他们只在印第安人和东亚人身上发现了这种变异。

(选自2019年1月27日《中国科学报》,有删改)

材料三:

    经过几十年来的系统性研究,科学界对于吸烟与癌症的关系已有一个更加确定性的,甚至是定量的认识。很多人认为吸烟只与肺癌、咽喉癌等有关。但实际上,由于致癌的物质是进入血液的尼古丁,它能到达全身各处,所以吸烟可导致多种不同类型的癌症。最新的癌症病人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吸烟能够与17种不同身体部位的癌症建立直接关联。而肺癌患者当中的吸烟者比例高达85%,男性肺癌患者中的吸烟者比例高达90%,反倒是由空气污染所导致的肺癌患者只占1%到2%。

    基因组测序结果还显示,吸烟肺癌患者的癌细胞当中,平均有150处突变,而这150处指的是出现在编码了蛋白质的基因部分的突变。但在整个基因组里面,真正编码蛋白质的序列仅占了不到2%而已。由于吸烟或其他原因引发的突变是随机出现的,可能发生在任何部位,所以在编码的地方找到150个突变,意味着在基因组中不编码蛋白质的位置还有着成千上万个突变。

    所以,与其说癌症是基因突变的宿命,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场赌博。我们身边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例子:有些人一辈子抽烟,但并没有死于肺癌。因为吸烟对他身体所造成的成千上万个突变,可能都没有发生在关键致癌基因的部位,这就是概率的问题。

(选自2018年12月12日《南方都市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当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成了全球产业界、学术界的高频词。有研究者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对一种通过计算机实现人脑思维结果,能从环境中获取感知并执行行动的智能体的描述和构建。

    人工智能并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中叶,“机器思维”就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1936年,英国数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从模拟人类思考和证明的过程入手,提出利用机器执行逻辑代码来模拟人类的各种计算和逻辑思维过程的设想。1950年,他发表了《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提出了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即“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指一台机器如果能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且超过30%的回答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人类所答,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机器具有智能。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教授用“中文房间”的思维实验,表达了对“智能”的不同思考。一个不懂中文只会说英语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他只有铅笔、纸张和一大本指导手册,不时会有画着陌生符号的纸张被递进来。被测试者只能通过阅读指导手册找寻对应指令来分析这些符号。之后,他向屋外的人交出一份同样写满符号的答卷。被测试者全程都不知道,其实这些纸上用来记录问题和答案的符号是中文。他完全不懂中文,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上述过程中,被测试者代表计算机,他所经历的也正是计算机的工作内容,即遵循规则,操控符号。“中文房间”实验说明看起来完全智能的计算机程序其实根本不理解自身处理的各种信息。希尔勒认为,如果机器有“智能”,就意味着它具有理解能力。既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谓的“让机器拥有人类智能”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了。

    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不同学派的科学家对“何为智能”的理解不尽相同。符号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具体问题的求解能力,他们会为所设想的智能机器规划好不同的问题求解路径,运用形式推理和数理逻辑的方法,让计算机模仿人类思维进行决策和推理。联结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非智能部件相互作为的产物,在他们眼里人类也是一种机器,其智能来源于许多非智能但半自主的组成大脑的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研究大脑的结构,让计算机去模仿人类的大脑,并且用某种教学模型去重建一个简化的神经元网络。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是机器和人类的行为相似,研究人工智能应该研究人类感知和行动的本能,而不是高级的逻辑推理,不解决基本问题就无法实现复杂的思维模拟。因而他们让计算机模仿人的行为,建立人工智能系统。

    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智能”的理解仍未形成共识。但是,正是对“何为智能”这个核心问题的不断思考和解答,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层面的发展。

(取材于谭营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2018年5月,谷歌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部分)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个消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应该怎样做?

    在人工智能的开发过程中,设计者会遇到伦理问题的挑战。比如著名的“隧道问题”: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在通过黑暗的隧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孩,面对撞向隧道还是撞向行人这种进退维谷的突发情况,自动驾驶汽车会怎么做?

    自动驾驶汽车依靠的是人工智能“大脑”,它会从以往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一个与当前情景较相似的案例,然后根据所选案例来实施本次决策。当遇到完全陌生的情景时,汽车仍然会进行搜索,即在“大脑”中迅速搜索与当前场景相似度大于某个固定值的过往场景,形成与之对应的决断。如果计算机搜索出来的场景相似度小于那个值,自动驾驶汽车将随机选择一种方式处理。

    那么,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伤害了人类,谁来负责呢?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人工智能体作为行为主体对待。因为“主体”概念有一系列限定,譬如具有反思能力、主观判断能力以及情感和价值目标设定等。人工智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能”,它所表现出来智能以及对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掌握和遵循,是基于大数据学习的结果,和人类主观意识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人工智能体不可以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以上述自动驾驶汽车为例,究竟由人工智能开发者负责,还是由汽车公司负责甚至任何的第三方负责,或者各方在何种情形下如何分担责任,应当在相关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制订商业合同进行约定。

    人工智能在未来还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奇点(singularity)”。所谓“奇点”就是指机器智能有朝一日超越人类智能,那时机器将能够进行自我编程而变得更加智能,它们也将持续设计更加先进的机器,直到将人类远远甩开。尽管研究者对“奇点”到来的时间和可能性还有争议,但是不管“奇点”时刻能否真的到来,在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小心被人工智能“异化”。在我们训练人工智能的同时,有可能也被人工智能“训练”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爱好都将被人工智能塑造,人工智能在无形中暗暗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骄傲的时候,也许已不知不觉地沦为了数据的囚徒。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种种冲击,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借鉴意义。这三大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到人受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归根结底,人是智能行为的总开关。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应该始终把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放在对技术进步的渴望之上。人类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  , 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

——透视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新趋势

国家电影局2018年12月31日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同比增长9.06%,其中国产片占比超过六成。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指出,中国电影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通过行业大洗牌淘汰无效资源、无效传播的电影生产,形成稳定有质量保障的生产体系。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指出,2018年中国电影不论是现实主义的、寓言体的、艺术探索型的,还是类型化的电影,大都加强了思想内涵的深度。“有深度的电影都取得了较好的票房成绩。《我不是药神》票房超过30亿元;表现北漂青年艰辛奋斗的《后来的我们》票房超过13亿元。”张卫说。与此相反,粗浅表达的平庸类型影片反而被观众冷落。

    中国电影产业在“资本洪水”涌入之后逐渐回归理性,不再唯票房、唯明星、唯流量,而是冷静下来去思考电影的艺术特质,静下心来创作和思考。国产电影票房占到62%的市场份额,体现了国产电影近年来的进步逐步得到了国内观众的认可。

    不仅在电影创作中,院线发展在2018年也呈现出理性回归态势。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电影产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影院方面,由于中西部和三、四线城市影院建设持续增长,全国影院银幕数2017年超过5万块,稳坐全球第一大市场。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单纯靠扩大“产能”带动增长的模式将逐步降低效用,随之影院投资、荧幕数量扩张也将逐步趋于理性。未来影院新一轮的经营、竞争模式必须走向服务质量、服务模式创新等竞争性增长。

猫眼研究院2018年度电影市场观察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观影人次增速放缓,但观影年龄层更加广泛,更多30岁以上观众走进电影院,为观影人次增长贡献约3.4个百分点,看电影从年轻人时尚消费行为,变成全民娱乐消费行为。消费习惯的改变,也在为未来产业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2018年,互联网企业的深度介入成为电影产业发展的新趋势。2018年4月,阿里入股万达,在产业链上下游、制作、影院等方面进行全产业链布局,涵盖了“电影制作+电影宣发+版权授权”的产业链以及“在线售票平台+影院售票软件”的票务产业链全部业务。而在2018年3月,腾讯斥资33亿元拿下光线传媒所持新丽传媒27%的股权。两大互联网巨头在电影产业领域的博弈如火如荼,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迎来新的产业格局。

    未来,中国电影市场应如何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好作品是电影产业发展的硬道理,要有效提升我们的原创能力,尤其在编剧这个环节要加大投入,加大资源的配置,让编剧环节成为支撑中国电影发展的核心。”饶曙光说。他认为,要通过结构性调整来推进结构性优化,不断增强中国电影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活力,提升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特别是用电影化的方式、高科技的方式、观众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2019年1月27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近年来,传统文化借助各种媒介、载体,得到了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涌现出《汉字英雄》《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核心的原创文化类节目,形成了一股“传统文化热”的潮流。文化类节目的创新兴起,是对文化类节目低俗化、轻浮娱乐化倾向的剥离和反拨,对集体无意识和民族情感的唤醒,实现了思想性与观赏性的张力平衡。

    ②然而,传统文化类节目在高歌猛进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疲态,其主要表现是对传统文化发掘提升不够,内容雷同老套,形式单一,受众流失严重,收视率下滑。要改变目前文化类节目的疲态,必须持续推进节目内容形式创新,以丰富多样的内容翻新和源源不断的形式出新,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求,主动赢得现众,积极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从而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③传统文化是一个厚重、芜杂、多元的体系,包含着林林总总的内容,既有诘屈聱牙的文化知识也有通俗易懂的人文道理;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需要我们全面了解传统文化,从中发掘出最能体现传统文化核心价值、最能引起观众兴趣、能与现实生活融合的部分,进一步提炼提升蕴合在其中的真善美,作为节目表现的题材和主题。

    ④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稳定性、历史性等特点,而电视传播的特点是大众化、娱乐化,观众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是娱乐放松而不是接受教育教化。创新文化类节目,必须将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与大众化、娱乐化有机结合起来,既有传统文化的内核,又有娱乐化的载体形式,还要做好面向大众的通俗化工作。

⑤艺术表达的核心是人,是人性人情,是对人内心世界的艺术观照。《朗读者》《见字如面》两档节目,就是通过最简单的朗读和读信的方式,唤醒人们内心深处隐藏已久的精神诉求和情感表达,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传统文化类节目要以传统的艺术形式、价值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为内容媒介,将镜头对准人们的内心世界,深刻讲述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诉求,点燃观众的观赏欲求,表达媒体及社会的人文关怀。

⑥文化类节目要有故事,接地气,让观众融入进来。《朗读者》讲述了濮存昕、柳传志、许渊冲等名人的日常故事。《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是从全国遴选出的100多名诗词爱好者,有青年学生,有乡村教师,有农民,有石油工人,有基层医生,有快递员,这些选手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每个人都有一个与古典诗词相遇结缘的故事。通过这些选手和故事,将古典诗词挪移到当下现实,也使观众产生了代入感。

(摘编自王伟伟《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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