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本报北京2月14日电（记者李韵）】日前，文化部在其官网首页发布《各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情况评估报告》。报告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颁布五年来，各地落实情况喜忧参半。

    2011年6月1日，《非遗法》正式实施。为掌握法律实施五年来的落实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文化部于2016年组织开展了《非遗法》贯彻落实情况检查，并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全国有24个省（区、市）颁布了非遗的地方性法规共72部。其中，17个省（区、市）的省级法规是在《非遗法》实施后制定的。但是，从全国范围看，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海南省、四川省、青海省7省（区、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尚未出台，立法工作亟待推进。

    评估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5年底，全国各省级财政累计投入163731万元，有10省（市）累计投入5000万元以上。尽管五年来，各省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各省普遍存在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

    截至2016年，文化部命名了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14928名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报告显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在世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达50%以上，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迫在眉睫。有些传承人在抢救性记录过程中，就已经离开人世：一些传承人年事已高，无法完全展现技艺。部分艺术院团改制后，面临着经营压力，有的传承人待遇因此受到影响，出现了无人肯学、后继乏人的状况。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2月15日第9版）

材料二：“我们就是要把非遗文化传承作为工作、作为职业，通过现代工作室的打造和经营，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非遗文化传承的职业化道路，避免因为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而面临失传的窘境。”糖画传承人高光耀说。虽然近两年商业演出市场机会增多，但是相比于其他演出形式，他们的收入不算高，由此可以看出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度还有待提高，而这其中，既需要传承人自身的坚持与创新，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投入。

（摘编自《大众日报》2017年2月15日19版《非遗文化传承路在何方》）

材料三：《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借鉴现代模式，激发出人们的兴趣，就能打造成现代时尚，就能成为网红，就能很好地图粉。我们应该做好非遗+互联网这个加法，让非遗的文化魅力在互联网靓丽起来，普及起来，传播起来。可以采用动画开发、趣味知识比拼、全国非遗知识接龙等方式，非遗在互联网火了，关注的人就多了。

（摘编自南方网《落实“非遗法”还需做加法》，2017年2月16日）

材料一：

    在第12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上，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了《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国外获得最高学位的主修科目中，商科以47.3%居首位，占比近半数，应用科学居第二位（16.2%），自然科学占比最低，为7.4%。

对于这一数据，CCG秘书长苗绿博士表示：“其实出国学习自然科学的人数很多，我相信这些年归国人数也有所增长。随着‘千人计划’等各种国家政策的实施，对尖端科学的扶持力度都在增长，这也是未来吸引人才的重要方向。从个人经验来说，我希望更多的海归在国外有工作经历再回来，这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更有帮助。”

    调查显示，近半数海归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但多数海归对国内就业形势和政策尚缺乏了解，就业信息咨询、海归政策解读、职业规划、就业推荐是海归人员在回国之前最渴望获得的四项服务。

（摘自科学网8月14日报道）

材料二：

捧着红彤彤的国家科学技术奖证书，任晓兵欣慰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2009年，作为第二批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任晓兵毅然决定从日本回国，参与创建了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带领一批青年科研人员矢志创新，在2017年1月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任晓兵荣获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中国有更大的舞台，能提供更多的机遇和上升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可以大施拳脚，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任晓兵说。

统计显示，自2008年国家“千人计划”实施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引才项目累计引进高层次人才超过4万名，引进教授层次人才数量是1978年至2008年引进总量的20余倍，带动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人才回归潮。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留学回国人员增长率首次超过出国留学人员，高出1.7个百分点。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振聋发聩。在这样的感召下，大量学有所成的留学人才回国报效祖国。

（摘自新华社2月22日报道）

材料三：

材料四：

    从2007年到2017年这10年间，出国留学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出国留学群体整体质量参差不齐。既有传统的“精英留学”，即申请到国外名校读本科、硕士、博士；又有到国外读一般普通院校的“大众化留学”；在一些局部，确实也存在学力较弱的学生到国外“混文凭”的现象。二是出国留学低龄化。目前，到国外接受高中以及高中以下教育的学生比例接近30%。

    观察2007年以后的出国留学数据和结构，就不难解释为何会有“归国潮”现象了。2007年后快速增加的出国留学学生，在2011年毕业之后开始找工作，此时相较于陷于泥潭的西方国家，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势头对他们有很强吸引力。这其中，不乏一些竞争力偏弱的人群，也提高了回国留学比例。

    应该关注的是，出国留学中的精英留学群体，有多少选择回国，这对评价出国留学的价值和我国对人才的真实吸引力极为重要。对此，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负责人指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到87%。”

（摘自参考消息网10月28日报道）

材料一：

    据国外媒体报道，可再生能源在2017年里的发展轨迹如同过山车一般，太阳能和风能的价格出现跌幅，中国圆满完成全年太阳能设备安装目标。自2009年以来，太阳能价格跌幅大约为62%，而离岸风能的成本在近几年中也减少了一半，其在2017年内达到每兆瓦57英镑。

    由此将套造成的结果是，各国政府将会在能源拍卖市场继续寻找成本达到历史谷底的太阳能和风能，而目前无需补贴的太阳能和风能农场正处于开发过程中。荷兰国际集团油气方向技术总监兹瓦指出，整个2017年内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持续保持高位发展，但增幅却并不明显，其中很大原因正是中国和德国等国家出现能源产能过剩以及能源价格下跌。事实上，能源领域产能过剩的趋势将套一直延续到2018年。按照中国政府的计划，到2020年中国将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2920亿英镑。中国政府在《巴黎气候协定》峰会上还承诺将为国内煤炭使用量设置上限，事实上燃烧煤炭已经在多个中国城市造成严重空气污染，而中国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峰值。备受各方期盼已久的中国国家排放交易机制已于2017年12月正式实施，该机制使得中国发电站在碳排放方面都会受到国家定价的制约。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国内的发电站仍严重依赖燃烧煤炭来生产电力。

（摘编自《凤凰国际》2018年1月）

材料二：

【注】由于新能源负荷的需求很难用计划进行硬性规定，需求会不断变化，再加上新能源不方便储存，不用掉就会浪费，所以就要将富余的经调度送到有需求的负荷点，这个过程就是消纳。

材料三：

    进入新时代，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问题日益呈现系统化和复杂化，因此，必须更加重视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律的整体认识和把握，更加重视对市场、技术、消费者等各种驱动因素及驱动机理的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明确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国家战略，合理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地区布局和系统结构，构建长期有效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呈现出多主体复杂动态博弈的特征，可再生能源的边际社会效益逐渐降低，激励政策实施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政策投资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日益突出，政策的杠杆作用也在逐步削弱。亟需有关部门从不同主体的内在需求出发，深入探讨其央策动机、决策行为厦其影响，在此基础上，综合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设计更加有效稳健的政策。一些地方由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差异，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道路选择上同样也呈现多样化。当前，亟需研究政策的普适性与差异性，确定好长期战略性引导政策，在此基础上，立足国情、省情、区情，从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环境状况等方面制定更加有针对性和灵活有效的政策，构建符合“美丽中国”总要求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

（摘编自《经济日报》2018年11月）

    材料一

    全球的博物馆正出现“集体上天猫潮”。现已有24家博物馆入驻天猫，仅故宫就在淘宝天猫开了6家店，《故宫日历》一个月可卖6000余本。

一直以来，博物馆都面临着文创产品品类单一供应链薄弱的难题对此，天猫平台提供了一个互联网化的解决方案，即一方面通过大数据给文创IP的开发提供参考；另一方面，通过调动这些品牌商与博物馆从设计开发到生产营销的深度合作，解决博物馆供应链的问题，最终推进文创IP的商业化落地。

    在这波博物馆“集体上天猫潮”中，有不少外国博物馆的面孔，大英博物馆是第一个进驻天猫的海外博物馆。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荷兰梵高博物馆、RMN法国国家博物馆联盟等一串博物馆都已经在来天猫的路上。

    值得注意的是，与国内拥有的数千家博物馆数量相比，目前入驻天猫平台的博物馆数量并不算多。对此，天猫平台营运事业部总经理家洛认为，天猫的目标和理想不是把博物馆全部搬到线上做旗舰店，而是如何把博物馆有价值的文化和IP有效的传递给消费者。天猫要跟每一个文化领域，每一个细分领域内真正有影响力的博物馆机构去做深度开发，树立起文化开发的商业化标杆，以此带动文化产业发展。

    （摘编自《24家博物馆入驻天猫》人民网2019年08月16日）

    材料二

    故宫今年599岁，颐和园269岁，英国大英博物馆26岁驻电商平台后，这些古老的博物馆们开始“逆生长”，也因此收获了更多年轻粉丝《新文创消费趋势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仅在淘宝天猫逛博物馆旗舰店的累计访问量就达到16亿人次，是全国博物馆接待人次的1.5倍，其中有1亿用户是“90后”。

    记者注意到，目前入驻天猫的博物馆中，有不少外国博物馆的面孔。英国大英博物馆是第一个进驻天猫的海外博物馆，仅仅16天，在天猫首发的所有商品就全部售罄。

    围绕历史文化IP的开发和授权，在国外已经形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丰富的历史文化IP开发成为博物馆运营收入中重要的一环数据显示，仅在2015年，大英博物馆的艺术衍生品营业收入就达到年均2亿美元。相较之下，中国的这项事业尚在起步阶段。

    比起博物馆的自营文创产品，年轻人更喜爱博物馆与其他品牌的跨界产品《新文创消费趋势报告》显示，跨界衍生品在整体文创产品市场份额高达72％，也就是说，博物馆跨界衍生品的规模是博物馆自营产品的3倍。

    今年以来，故宫口红、江南四大才子春茶中国探月计划棒棒糖3款跨界产品，成为网友抢购的“爆款”。其中，江南四大才子春茶是苏州博物馆和茶品牌的跨界合作，中国探月计划棒棒糖则是中国探月和棒棒糖品牌的跨界合作，上线当天就卖出10万份。

    “我逛博物馆，一定要考察它的文创商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开发的很多文创产品中看不中用，跟我们的生活离得太远《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总编辑、故宫文具董事长王翔坦言。

    摘编自《博物馆文创跨界“逆生长”》《北京日报》2019年08月16日）

材料三：

    在当代影视产业中，可以惊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导演、演员和制片人对我国固有文化充满由衷喜爱、尊重乃至敬畏。无论是《延禧攻略》里博物馆级别的刺绣，还是《长安十二时辰》里学术级别的对长安生活复原，都在引发作者和读者在文化和审美层面共鸣以致共情。影视行业里由文化自觉深刻体现出的文化自信，让人们对未来涌现更多富有民族文化审美的影视艺术精品充满信心。

    如何在当代电视剧创作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关键在于要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电视剧创作的一种根本性联系。”中国传媒学教授倪学福认为，“融入”不是指“古香古色”的场景布置、“仙风道骨”的人物造型，甚至也不是“之乎者也”的台询风格“这些都是比较外在的。我更推崇的是内在的、精神性的融合与传承。这虽是一种润物无声水过无痕式的转化，但一定是内在的精神性传承”。

    在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何监将贺知章诗句中“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剪”和“裁”抽炼出来，烘托出故事杀的背景；将李白诗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中恰当地嵌入了激烈、残酷却侠义的剧情，对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性转换。此外，剧中许多人物、名词、言语、习俗诸如李必、、靖安司、叉手礼等，都在网上引领了一股“长知识”潮流。这些剧集中传统文化的成功转化，都有很高匹配度和话题性，在多元化现代传播中创意袭人，还难得地使传统文化获得了鮮活生动的当代性。

（摘编自《电视剧如何打通文化血脉》《济日报》2019年08月26日）

诗是最先锋的也是最古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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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诗下定义是很难的，如果一定下一个的话，就是诗是心灵的产物。诗难写就难在这儿了。为什么说诗是属于年轻人的？因为年轻人涉世未深，还保留着“赤子之心”，王国维在谈到古代诗人李煜时，特别强调这个“赤子之心”。也许，对一个诗人的基本判断就是他是否还保留着“赤子之心”。

    诗歌具有的恰恰是其他文学形式没有的。比如，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诗歌诗歌，所谓歌就是音乐。最初的诗歌是唱给人听的，所以决定了它的语言必须是简洁的。音乐性还体现在押韵上，但一篇故事怎么能一直押韵呢？随着书面阅读的发达，音乐性逐渐弱化了，诗与歌分离了。还有其他叙事艺术的出现，诗歌的叙事功能也退化了，因为叙事从来不是诗歌的长处。

    但是不管它怎么变，诗歌最古老的元素还在，诗这种分行的形式就是节奏，就是音乐和旋律，所以不能小看诗歌的分行。

    诗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弱化了叙事，也就相对和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因为它不注重描述了；诗的音乐性弱了，它的理性色彩变得浓了，变得复杂化了，之前因为有押韵等等限制，不可能写得太复杂；继而增强的是，诗歌转向了诗人内部，它更像是心灵的产物，更注重于抒情，甚至是幻觉、是梦；同时也改变了创作者观察生活、理解生活的眼光。

    一个小说家看待事物、观察世界，即使没有看到世界的隐喻层面，仍然可以不失为一个好的叙事作家。但是诗人如果只看到生活的表层，而对它的隐喻层面无所察觉的话，那他就不可能写出好诗来。这也造成诗人和小说家表达上的不同。诗歌最终依赖的是语言，如果语言出了问题，一切都将无以表达。诗歌的语言很多人有误解，以为应该是华丽的、优美的，其实不是。诗歌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独有的文字和语言，它和非诗语言的不同在于它的组合，所谓组合就是音韵和节奏感，这是诗歌最古老的元素，它使曰常化的语言得到了提升。

    现代诗歌对中国诗歌而言指的是“五四”以后的白话诗，对西方而言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相发端于欧洲的诗歌流派，传统诗歌我们一般指的是古典诗词。作为体现时代精神的诗歌，它们在时间上的差距那么大，当然诗歌的精神迥然而异了。至于形式上的不同，不用我说，谁都看得到的。那是诗歌自然演变的结果，这个演变的真正导演说到底还是时间。有人爱拿古典诗词和现在的诗比较，说现代诗就是不如古典诗词好。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两者很难比较，尤其孰优孰劣更不好说了。就像李白不会玩电脑，你就说李白不如现代人聪明，不是一回事嘛。内行人的做法应该是，不去做那种无益的比较，而是认真学习古典诗词的精髓，摸索到它与现代诗歌传承的路径，这才是对传统真正尊重的态度。

    我是写现代诗的，一开始就喜欢上这种形式，写了几十年，越来越体会到写好太不容易了。用什么形式写、写什么，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写作者可以没有权力、金钱，但必须给他自由。

（选自《山西日报》）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许多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比如如何概括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先进还是落后，是否需要改造？也有人说并不存在什么国民性，这是个伪问题。我想这要看对“国民性”这个词怎么来解释。如果把中国人的国民性解释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点，或者说是中国人普遍的特点，这是很难成立的。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农业民族，有牧业民族，还有以狩猎或采集为业的民族，以哪个民族为例，或者以哪个地域的人为准呢？中国的历史又这么长，拿哪一段来考察和分析呢？很难着手。不要说历史上的事情不能简单地看和说，就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其特点也肯定是跟改革开放之前不同的；这还只是几十年的时间呢。因此，从中国历史来看和说中国人的国民性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不是说事情不容易做就不做了，回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会产生一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汉族，或者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其他民族，或者采用同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口，比如说农业人口，生活在一个地方，总是会有一些共同性的。上海人和广东人，二者有没有一些共同点呢？还是有的，但不一定要扯上“国民性”这个名字。中国农业社会中不同地域的人口，长期以来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共同性？我想如果这样来讨论的话，话题是可以展开和深入的，因为特定人群中人的共同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若要讲国民性，就应该讲一定范围内，即一定的时间、空间内一个群体的共同点。

我们以前讨论国民性也好，讨论地域文化的共同性也好，往往容易表现出以偏概全、笼统含混、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倾向，或者是以前人的某些言论作为论据，或者是拿某些书面记载的引述代替实际情况调查。比如，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尊老爱幼的之类。请问：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不是尊老爱幼的呢？很多学者强调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说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强调集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往往只是前人的一些言论，并无科学实证。有人就说日本人一个人是一条虫，几个人是一条龙，而说中国人是倒过来，一个人是一条龙，几个人就是一条虫了。这是说，往往一涉及国家和民族，有些国家的人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团结，但我们是不是确实都是这样呢？这就提醒我们，考察地域文化共性，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人的话，不能仅仅根据个别例子，而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要拿证据来说话，要作社会调查，特别是抽样调查。比如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就应该说出在哪些方面我们讲礼、那些方面讲仪、有哪些礼仪、讲的程度怎样、有多少人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拿一个参照物，比如拿日本、韩国、美国或者法国来比较，这样才能够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

讲国民性也好，讲地域人文特征也好，我们以前用得比较多的办法是找典型，把典型找出来，用典型作代表。但问题是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要找典型，几乎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你所需要的典型，但要找一个相反的典型也绝对能够办到。比如说学生厌学，你有典型，我就给你找一个勤学的典型；说有钱人为富不仁，你有典型，我也可以给你找一个富而慈善的典型。

光靠找典型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就再加上一个理论，就是说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你看到的那么多，其实还是支流；我举出的例子虽然少，却是主流。许多工厂停产了，还说这是支流，主流是个别厂家还在生产。你说社会道德不行了，我找几个拾金不昧、舍己救人的人来给你看看，这才是主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要分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但在信息不充分公开的情况下，谁有资格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呢？

有些事情表面上看是作了调查的，反映情况的、发表意见的，有名有姓，其实不然。古代中国长期的专制统治，使被统治者不得不说假话，否则就难以生存。例如皇帝“赐”大臣死，受死者还要下跪谢恩；其实并不是真的感谢皇帝叫他死，而是害怕影响家人、祸延子孙。要是将表象当作事实，那就要上当。今天的现象往往是历史现象的延续。如果我们就某个敏感的问题到路边作调查，你向路人提问，请他谈谈看法，他可能会说反对；要是你又说你是某家电视台的记者，将镜头对着他，他可能马上改口，说这件事很好。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呢？前后矛盾又说明什么呢？

很多历史记载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实情况，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我们用科学的方法，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广泛搜集材料，对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人群作全面考察，这样的考察才可能成为讨论所谓国民性或者地域文化特征的基础。

（摘编自葛剑雄《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