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人尝谓辅臣（内阁大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揽审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以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更拟；再不符意，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皇明大政记》

材料三：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遗……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明清时期政治发展的趋势

材料四：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民主制度，从梭伦改革开始，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确立，到伯里克利时期达到巅峰，最后因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征服而结束。古希腊民主虽然只存在很短的时间，同时其制度设计也是相当的简单和粗糙，且带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和局限性；但是它却是人类实践民主和追求自由的开始，是后世追求民主、自由的不蝎的智慧源泉，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的明珠。

——任建林《关于古希腊民主制度之局限研究》

材料一：古代中国，皇权居于权利的最高峰，然而实际上的行政权力掌握在官僚政治系统手中，官僚政治系统的核心是宰相，负责处理全国的一切政务。近在咫尺的元代权臣乱政，无疑使朱元璋坚定了解决君相之争的决心。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而且对大臣十分猜忌，他绝不允许人们染指皇权。胡惟庸的权力增长，把亲密盟友提到了高级职位上，驱逐他认为不大会支持他的人。朱元璋杀胡惟庸，并对我国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组。将在我国实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年的宰相制度正式废除。作为数代沿用不移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宰相制度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朱元璋不可能从根本上废除宰相制度。

——摘编自牟珊珊《浅谈明朝宰相制度的废除》

材料二：从明代内阁制度发展与演变过程来看，内阁是有议政权的，……内阁通过票拟、驳正，既可以为君主出谋划策，处理全国政务，解除君主政务负担；又与拥有执行权的六部相互配合、制衡，提高统治质量与效率。……自永乐直至明亡，明代阁臣尽管比历代秘书咨询官员的权力有所扩大，但基本上还不是宰相，……万历《明会典》所开列“文职衙门”名目，竞未专列内阁这一机构。仅在《翰林院》一卷中予以附带介绍。

——摘自杜志明《明代内阁制度的宰相化及其终结》

材料三：到洪、宣之世，内阁大学士身兼部职，阁权渐崇。由于宫廷的禁例和大臣理事的规矩，皇帝无法随时召唤近在咫尺的内阁大臣，皇帝和阁员之间难以随时配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明代是由宦官实现的。清朝吸取明朝的教训，严禁宦官擅权。于是，雍正帝选调内阁大学士等官“日值禁廷，以待召见”，形成了军机处制度。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清初统治者高度重视蒙古事务，入关前便设立理藩院专司其事。入关以后，随着边疆各地与内地和中央政府关系的加强，回部、番部（藏族）事务，及与俄罗斯、廓尔喀的外交事务也划归理藩院管理。理藩院级同六部，设尚书、侍郎各官。理藩院的设置及其工作，帮助清朝实现了对东北、北方、西北、西藏地区的有效管辖，避免了明代曾经出现的边疆战争不绝、动荡不宁、各族叛附不定的局面，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