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世纪英国乡村社会底层民众普遍经历了贫困。英国历史学家贝内特认为，当时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考虑到农奴沉重的封建负担，以平均4.5口的家庭规模计算，必须10英亩以上才能维持生存。经济史学家波斯坦测算，13世纪英国小农户人口众多，104个庄园的随机样本表明一半以上的农业人口家庭土地少于10英亩。贫困成为困扰中世纪英国的重要问题。英国乡村家庭内部救济、庄园共同体救助和基督教慈善救助发展起来，共同构建了多元化的救助体系。中世纪晚期，英国乡村救助体系由宗教慈善向世俗救济、临时性救济向长期救助和法制化公共救助过渡，开启了英国社会保障近代化的进程。

——摘编自王学增《中世纪英国乡村贫困与社会济助研究》

材料二：我国古代社会的贫困救助，可以分为政府救助和社会救助。我国在传统上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发生天灾人祸时，政府大规模的赈灾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至于日常的贫困救助，实际上是由民间社会自己来实施的。针对古代聚族而居的情况，宋代范仲淹开设了“义庄”，购置族田，以族田收入在宗族内部开展济贫、赡养和助学。南宋朱熹也曾提议民间创办“社仓”，向灾民贷赈钱粮以济贫困。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在贫困救助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此外，一些财力丰厚，影响较大的佛寺，都有过一些救灾济贫的举措。

——摘编自刘志扬《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途径与成效》

材料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7年末的3046万人，减贫幅度接近70%，年均脱贫人数1370万人。联合国秘书长特雷斯指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摘编自人民日报《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工作综述》

材料一：19世纪，英国着手建立起符合城市现代化要求的城市管理机构，这是通过中央和地方的立法逐步实现的。1835年中央政府通过“城市自治机关法”，试图在民主基础上改造自治城市政府，规定市民有权选举城市的市政官员，市议会的讨论可以旁听等。1871年成立地方政府部，开始统一规划指导全国的地方政府工作，1872年设内政部，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指导与监督，1889年通过的《伦敦政府法》，也最终推动了伦敦向现代城市管理方向转变。

——摘编自陆伟芳《19世纪英国城市现代化初探》

材料二：阅读表3：《1996年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

——摘自王松良等《中国城市化进程反思与战略调整》

材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舆论信息统计（局部）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现代史知识，对表3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予以说明。（要求：看法具体明确，说明须史论结合）

材料一：古代中国的环保工作由专职的“虞衡”部门负责。配合虞衡职司的还有一定的惩罚法令。《唐律》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措施及对违反者的处罚标准。当时，山林川泽、苑囿、打猎、城市绿化、污水排放、郊祠神坛、五岳名山等都纳   入政府管理的职责范围，政府还把京兆、河南两都四郊三百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

——摘编自李玉皎、刘丰《从中国古代环保制度看现实环保法律的完善》

材料二：表 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演变

——摘编自吴舜泽等《中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 40 年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