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琉球国中山王遣使来华，要求“给赐冠带”，明朝皇帝“命礼部图冠带之制示之”，另外，琉球国还仿照中国之制设立学校，“改粗鄙之俗为儒雅之风”，全国上下，“渐染华风，祀先圣，兴学校，家购儒书，人崇问学”，使得琉球国国内移风易俗，逐渐变化为“衣冠礼义之乡”。

——摘编自王开玺《古代丝绸之路的辐射力》

材料二：“西学东渐”影响下的著作，如下表所示。

材料一：元明以来边疆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朝中叶以后，开始逐步改土归流——把土司改为中央政府委派的流官。土司苛索花样繁多，土司家婚丧、寿诞、生子、盖房、过节都要征派。地处边隅的土司，“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致使西南边疆的统治十分不稳定。清世宗任命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进行改土归流。在改流地区，设置了与中原地区同样的府、州、县及镇、协、营、汛，派驻官兵，并着手改革许多落后的剥削方式及陋规恶习。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下表反映了17、18世纪中国和西方一些历史人物的主要思想。

材料一：旧民本是时代呼唤君主集权的产物，新民本则是在时代试图解构君主专制制度之际应运而生的。所以旧民本中包含着浓厚的尊君思想，而新民本思想中则包含着强烈的限君意识。如果说“一盘散沙”式的小农社会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君主集权来实行国家权力的整合，那么，手工商业时代到来之际那只“看不见的手”便开始排斥君主专制制度。新民本思想在尊君和限君的同时，却无法摆脱旧的传统思想的羁绊，最终选择了有限的君主制度，而未能顺利驶向近代民主的广阔海域。

———摘编自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

材料二：新民本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约束君主权力。他们以社会分工理论为基础确立宰相与君主的同事关系，在行政上拥有与君主“同议可否”的权力。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是治理国家的机构。学校参与治理天下的主要途径是对君主进行监督与制约。王夫之则提出将中央的权力一级级分解：“天子之令不行于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于县，郡守之令不行于民，此之谓一统。”

———摘编自谢贵安《明清文化史探研》

材料三：梁启超在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提出政为民政、政以为民，他认为先民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之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是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孙中山主张发扬光大中国传统重民思想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下为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具有浓厚重民色彩的思想十分称道，并用近代民主观念加以诠释，主张把政权公之于天下，让人民当家作主。

———摘编自韩丽雯《近代中国民本思想演变的机缘和桥梁》

材料  钱谦益（1582—1664），明末清初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古文家。钱谦益的家乡常熟地区文化发达，是明清时期的学术中心之一。他认为明代更著虽多但是质量比较高的史著并不多见，其原因就在于注重文采，记事不实。他提出了自己修国史的目标，即修订国史，记录那些“开国之功”、“抗节之贤”、“理学之贤”，借修史来纯正社会风气，恢复儒家之纲纪。此后，钱谦益通过购买、抄写、赠与等方式获得了大量档案、图书、典籍、碑刻史料，引用了《皇明本纪》、《天演玉碟》、《龙凤事迹》等二十余种史料与官修《实录》、《元史》相辨证，澄清了元末朱元璋起义的许多相关重要史实。在《太祖实录辨证》中，钱谦益引用了《滁阳王庙碑》、《中山王神道碑）等开国功臣的碑记史料进行研究。此外，他还利用元来陈基的诗作《舟中望虞山），并结合史料考辩出元末张士德被擒于常熟湖桥，“而非《实录》所记之昆陵”，纠正以往的一些记载错误。他的这些努力对明末清初的史学学术发展影响很大。

——摘编自王博《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衍变：以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