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丹麦政府近期公布了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计划废除商店接受传统现金的法律规定，服装店、餐馆以及加油站等将逐渐进入无现金时代。

    在丹麦，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您只要拿出手机，靠近带有移动支付的标识，在手机里打开地图的APP，它可以自动定位到需要支付的店家位置，打开需要支付的软件，就可以轻松完成支付，整个过程只需要短短的几秒钟。

如今在首都哥本哈根的街头，传统现金的功能正在被银行卡以及各种时尚的支付方式取代。超市，餐厅和小商铺已不再接受现金。在丹麦，支付方式曾经主要是使用支票或现金，而如今现金支付只占10%，剩下的都是银行卡和移动支付。

    从2017年的1月1日起，丹麦中央银行已经关闭其在丹麦境内所有的印钞部门，今后不再印刷和制作包括纸币和硬币在内的丹麦克朗现金，无现金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摘编自《央视财经》）

材料二：

    7月1日，贵阳市政府与蚂蚁金服集团联合宣布把贵阳建设成西南地区首个“无现金城市”。预计年内，贵阳将实现商圈、集中市场、景区景点等公共场所的无现金支付全覆盖，并推动公共交通、医疗、社保、教育等其他非税类缴费实现无现金。

    根据规划，无现金场景覆盖将从青岩古镇开始，逐步拓展到天河潭等六处景区，预计到今年底，全市将有10万家商户支持无现金的付款方式。

    除了商业领域的移动支付，贵阳无现金建设还将迈出重要的一步，在公共交通、医疗、社保、教育等其他非税类缴费领域推广无现金方式，让市民少跑腿、少排队，更多享受到“指尖上的公共服务”。“无现金城市”的建设对贵阳人来说，未来只需要带一部手机出门，就能方便地购物、出行、就诊、政务办事。用手机支付每一次的消费，还能为自己积累信用，并将这些信用转化为财富，享受到更好的金融服务和公共服务。

    目前，贵阳已经在支付宝“城市服务”上开通了政务、医疗、车主、交通等5大类32个功能，过去一年中，服务了近120万市民。以大众普遍关心的医院看病为例，贵阳市已经有8家医院开通了支付宝挂号渠道，每周有超过5000人次在公立医院中使用支付宝支付医疗费用，大大缩短了等待时长。

    通过无现金支付累计信用，贵阳更多的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将享受到信用贷款，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创业创新。截至2017年5月，蚂蚁金服已累计为贵阳市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69.21亿元，为贵阳市小微企业发放信用贷款7.2亿元。

（选自《贵州日报》2017/7/3  记者  刘小明）

材料三：

    截至2016年底，我国手机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已达4.69亿人，有50.3%的网民在线下实体店购物时使用手机支付结算。

    在手机里安装支付宝或微信，绑定银行卡就可使用移动支付，但如此简单的步骤却让很多老年人摸不着头脑。近日，记者来到武昌水果湖菜市场，只见每个摊位都放置了支付宝、微信二维码，供顾客付款使用。但顾客仍基本使用现金付账。一名摊主介绍，来卖菜的多是爹爹婆婆，使用移动支付的人不足一成，每天支付宝、微信收入最多上百元。

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的《2016年移动支付用户调研报告》显示，2016年，移动支付用户中占比76.4%；31至40岁用户占比16.8%；41岁以上用户群体仅占比1.6%。

    家住首义学院的刘奶奶，去年7月，她在路边店买几瓶水，由于没带现金，就在店主指导下安装了支付宝，绑定银行卡后付款。回家后，手机收到一条取款消息，显示银行卡被取款2000元，老人这才意识到，商家可能记下密码并取款。因为报警无凭无据，老人只有自认倒霉，并在家人协助下修改了密码。

    刘奶奶说，这事让她心有余悸，她决定不再使用移动支付。

    在移动支付技术向线下领域快速渗透并改变人们消费习惯的同时，这种“无现金”的支付形式却成为网络安全的“重灾区”。不法分子通过诈骗以及账号盗取等技术手段，将触手伸向人们的“电子钱包”。根据中国银联的相关调查显示，2016年电信诈骗案件持续高发，约有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表示遭遇过电信网络诈骗并因此造成损失，较2015年上升11个百分点。

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从短期来看，消费者账户信息安全保护、移动终端环境安全、网上商户入网管理、网络账户实名制等方面仍需产业相关方持续关注；从支付产品看，未来的创新或将更多考虑安全因素，让消费者真正做到放心支付。

事实上，保障移动支付的安全技术手段正在不断创新。随着移动支付安全技术的不断提高，多样化的安全验证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2016年，相关受调查者使用过指纹识别方式的比例高达46%，同比增长2.5倍，这一生物识别验证方式有望成为移动支付中的主要验证方式。此外，掌纹、虹膜、人脸等生物识别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提升移动支付认证技术，使移动支付更加安全和便捷。

（摘编自《RFID世界网》《网信江苏》）

材料一：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收视与口碑双双领跑。这档现象级节目的背后，经历了哪些千锤万凿？

    《中国诗词大会》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从2014年7月开始筹划节目的激情满满，到2014年12月走访多个国学班看到很多孩子喜欢诗词的信心倍增，再到2015年春天样片拍摄失败，总导演颜芳和她的团队经历了一个“左手和右手打架”的持续过程。规则复杂、气氛高冷、题目太难，都成为阻碍节目推进的因素。

    “窗外雨潺潺，一点一滴全都打在了心上。”这是2015年6月颜芳发布的一条微信朋友圈内容，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版方案又被推翻了。

    “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是因为坚持了才有希望。”就在颜芳被困惑萦绕的时候，对叶嘉莹、周笃文等大家的走访令她茅塞顿开。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诗词来源于生活，诗词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颜芳感觉到，诗词就是古人的情感日记，节目应该紧紧围绕诗词本体做文章，带领全民重温那些学过的古诗词，创建感情和文化的共鸣，她感觉“这回更靠谱了”。熟悉的陌生题，“击败体”的内循环竞赛机制，百人选手团——“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这个“铁三角”有了答案，其他一切迎刃而解。

    “古诗词在人们的心中是有种子的，每个人都有一颗诗心。”颜芳分析了《中国诗词大会》大获好评的原因：王立群、郦波、康震、蒙曼4位点评嘉宾用当下的语汇深入诠释诗词的文化内涵与外延，“技术手段＋艺术表达”的舞台设定，追求极致的视觉效果，简单而有悬念的赛制让观众可以瞬间切入、随时跟随，严格的审看机制为节目高质量播出保驾护航，这些共同成就了这档高雅但不高冷、通俗而不庸俗的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的全媒体策略也可圈可点。除了在央视网播出，观众在节目播出期间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同步互动答题。此外，节目组还在微博话题、YY语音互动、微信平台等方面开辟宣传渠道，进行多屏互动全媒体整合营销。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守定位，创新研发，做最好的自己。”展望未来，颜芳仍如当初般坚定。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年4月5日）

材料二：

    作为《中国诗词大会》评委之一的康震教授说：“诗词大会的走红并不意外，当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已经比较丰富时，会希望用高雅的文化艺术来提升精神生活，诗词就是很好的选择。当下，年轻人喜欢诗词，愿意用诗词描绘生活，这和唐代人热衷创作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震教授还介绍，诗词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类文学作品，一项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在唐代，一个人诗写得好，会被认为有文化有层次。这种时尚是文化的潮流，包含着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词在网络时代圈粉无数，是因为诗词在当代可以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怀疑，我们是否身处一个诗意的社会？这种疑问的潜在意识是，

    我们渴望诗意—一这就是一个走向诗意的过程。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觉醒的时候，意味着全社会有了共识和行动。现在大家都在看诗词大会，观众们都在背唐诗，这难道不正是诗意社会的开始吗？”

（《中国青年报》2017年2月14日）

材料三：

    今年两会上，在回答“如何让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表示，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让年轻学子多读读古诗词，获得一些知识与感悟，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他强调，传统存在于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传统的携带者，学习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体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他们的兴趣，在热爱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修养。“只有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快乐和收获，传统文化才会进入他们的精神与心灵，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认同、一种情怀。”

（摘自光明网《传统文化教育如何从“近”到“进”》2017年4月26日）

材料一：

2018年，我国邮政业规模和收入再创新高，邮政业业务总量完成12345亿元，同比增长26%；业务收入完成7904亿元，增长19.4%。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507亿件，增长26.6%；业务收入完成6038亿元，增长21.8%。直接新增社会就业20万人以上，支撑网上零售额6.9万亿元，支撑跨境电子商务贸易超过3500亿元。

2019年底前，我国将基本实现全国建制村直接通邮。2018年，全国新增直接通邮建制村1.6万个，直接通邮率超过98.9%。2019年，邮政管理部门以及邮政企业将拿下最后1.1个百分点，新增5000多个直接通邮建制村。2019年，国家邮政局将继续深入推进“邮政在乡”工程，推广“农产品+大同城”寄递服务模式，培育“一市一品”精品项目，新建具备信息化功能的“邮乐购”站点3万个。推动农村地区自提网点、公共取送点、县级快件分拣中心共建共享共用，年底力争全国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达到95%。

（摘编自 2019年1月17日《经济日报》）

材料二：

在1月3日召开的2019年全国邮政管理工作会议上，马军胜指出，改革开放40年，邮政业行业生产力不断解放，发展潜力不断释放，市场活力竞相迸发，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体现了价值、发挥了作用。邮政业业务收入从1978年的5.1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7870亿元(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增长了1542倍，占GDP比重接近0.9%，占全球邮政业比重1/6。我国快递服务从无到有，业务量连续5年稳居世界第一，超过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总和。全面开放国内包裹快递市场，国际领军企业不断扩大在华投资和经营范围。深度参与国际邮政事务，在全球邮政治理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马军胜介绍说，改革开放40年，是邮政业发展质量效益实现飞跃、公共服务能力水平大幅提升的40年，也是国有经济不断巩固、民营经济飞速成长的40年。全国邮政普遍服务营业网点达到5.4万处，实现了“乡乡设所、村村通邮”。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位列世界500强113位，排名全球同行第2名。民营经济蓬勃发展，7家快递企业陆续上市，已形成1家年营业收入超千亿元、5家超500亿元的企业集群。

（摘编自2019年1月3日《中国邮政快递报》）

材料三：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邮政全行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打通上下游、拓展产业链、画大同心圆、构建生态圈”的总体思路，全力做好降成本、补短板、提质效、惠民生等各项工作，前三季度行业运行呈现了平稳快速的发展态势，城乡流通渠道高效畅通，有效助力精准扶贫。

今年以来，河北、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县域地区出现揽收量大于投递量，快递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力度正在加大。广西玉林百香果产业成为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性产业，到今年8月，玉林市通过快递寄递销售的百香果已突破1000万件。江西赣南脐橙今年累计寄递570万件，帮助果农增收三成以上。

（摘编自2018年11月16日中商情报网）

材料四：

2018年前十月快递业务收入前50位城市情况表

（摘编自2018年11月13日中新经纬网）

材料一：

    近日，上海地铁上有一年轻男子以上班太累为由，拒绝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还抢夺乘客拍摄的手机。随后，该男子回应称，原本是想让座的，但乘客再三指责让他很气愤，因此赌气不让。

    争座事件频发，除了城市公共交通资源缺乏，也与一些市民让座的公德意识缺失有关。然而，公交车和地铁均是公共场所，车上的座位当属公共资源，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照顾老弱病残孕等人群的基础上，一般讲究的是先来后到，顺位而坐，这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

    必须给特殊人群让座，并非是法律规定，而仅是社会公德的一种价值取向。现实情况却是，年轻者给年老者让座，变成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而年老者给年轻者让座，被公认为违反了常规和伦理，这显然是一种道德的“错位”。

    从某种程度上讲，发生在公交车和地铁上的“让座风波”，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人文关怀的呼唤与诉求。因此，与其道德绑架“让座”，不如增加公交车、地铁上的老幼病残孕专座。

（摘编自《让座不如增加专座》，2017年7月6日《北京晨报》）

材料二：

    越是这种人人自觉、从善如流的时候，也越要防止出现那种过犹不及的“指教心态”—-有些人好为人师、越俎代疱地“做人情”。

    有道是“让座是情分”，上海地铁中的“让座指导”之所以乏人认同、少有点赞，是因为时下确存这么一种文明的“陋习”：一些人所谓的讲道德，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常常是用作审判他人。这里，还应该批评一下那个拍照的乘客，且不议随意偷拍传播是否有侵权之嫌，而动辄以曝光威胁他人让座，显然已跟文明修为背道而驰。

    真正的文明引导者，一事当前，只会先想到“我能怎么做”，而不是手电筒照别人，习惯性地去指教“你该如何来”。

（摘编自《多做让座主角 少当“让座指导”》，2017年7月6日光明网）

材料三：

    在如何对待公交“让座”这类道德行为时，我们常常没有厘清、乃至有意无意问混淆了“道德高线”与“法律底线”之间的区别和界限，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很明显，“让座”只是一种“道德高线”而非“法律底线”层面和意义上的行为。只可以在道德上倡导，而不可以在法律上强制，即使“拒不让座”，也并不违反法律。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强求甚至强制他人“让座”，势必不仅侵犯他人“不做什么”的法律自由，而且同时也会无形中矮化贬损“让座”等道德行为原本固有的高尚德性。

    作为一种社会美德，“让座”非常值得提倡、追求，但如何去提倡、追求，显然也应以一种充分合乎道德的方式来进行，要想真正倡导这种美德，更道德的方式方法，显然不是“要求强求他人让座”“指责教训他人不让座”，而是“自己主动让座”“检讨自己何以没让座”。

（摘自《“让座纠纷”混淆了道德高线与法律底线》，2017年7月7日红网）

材料四：

“让座”这一行为没有法律的强制，没有硬性的处罚，让不让完全是“靠自觉”。有一份关于“让座初衷”的调查显示，65.4%的受访者表示是发自内心，23.9%的受访者是受到“道德逼视”，8.9%的受访者是因站立者本人的逼视或其他行为。由此可见，只有65.4%的人是靠自觉的，而32.8% 的人正是受到通德约束才做出了让座行为。

（摘自《“让座”是道德绑架还是道德约束？》，2017年7月19日长江网）

    材料一：

    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说：“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证了社会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同时也是对人类影响与日俱增的变化，是人工智能的崛起。简单来说，我认为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我不得不说，是好是坏我们仍不确定。但我们应该竭尽所能，确保其未来发展对我们和我们的环境有利。我们别无选择。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本身是一种存在着问题的趋势，而这些问题必须在现在和将来得到解决。”

    中科院院士张钹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不一样，它不会举一反三，更不会“知其所以然”。使用这样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十分小心。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机器通过“黑箱”学习(深度学习)方法取得的智能，由于与人类认知行为存在根本差异，因此也将带来潜在的风险。智能机器不是代替人，而是要协助人做好工作。人和机器各有优势，要互相了解才能实现人机协作，但人还是人机关系的主导者。依照这种思想，才可能将人工智能引向人机合作的发展道路。

    (摘自《教育家》，2017年11月)

    材料二：

    (选自“搜狐科技”，2018年3月21日)

    材料三：

    虽然人工智能发展很快，人工智能学术进步，一些人工智能拥有深度学习算法，拥有较强的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能力。但是人工智能还不能真正地理解我们所看、所说、所思、所想，就像个弱智。所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面临瓶颈，如何让机器拥有常识，熟悉我们的思维世界，这将是一项技术难题。

    现在的硬件技术发展可以说相当迅速，但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没有普遍使用机器人助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软件技术的不成熟，使得机器缺少一个系统性的思维过程去指挥复杂的组织结构。

    我们知道只要是人设计出来的软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漏洞，人工智能也不例外。这样会导致黑客的攻击行为，通过使用各种小把戏来欺骗人工智能。而且这种漏洞一旦被居心叵测的人发现，这家伙就会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破坏行动，后果可想而知。

    在2017年的网络入侵防护系统机器学习会议上，人们就在讨论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控制在安全和人类伦理道德范围内，换句话说，就是让人工智能成为一个“好人”，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关键行业能起到公正的决策作用，就是如何让人工智能保持美好的一面。

    (摘自“云博汇物联网”)

    材料四：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建议，应制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纲要》，有序制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准则。采取“政府主导、专家主体、公众参与、社会协同”方式，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安全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环节和应用场景，明晰不同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制定有关的政策、措施和法规、标准，划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边界。

    “对人工智能的科研人员，也要进行知识普及，用伦理道德加以约束。”张妍说，“在市场推广和应用环节，还要建立安全评估和市场准入机制。”

    除了伦理和法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还在建议中指出，应该加快科学普及。

    神化人工智能，会让公众产生不必要的恐慌；贬低人工智能，又让公众对人工智能不敢信任。做好科普和引导，消除误解，才可让人类与人工智能和谐相处。

    “人工智能是造福还是为祸，核心就是要看社会法律体系能否迅速健全，在法律体系框架下，人工智能伦理和人文引导能否到位。”刘庆峰强调。

(摘自《科技日报》，2018年3月20日《有了安全边界，人工智能才能有序发展》)

没文化

（俄罗斯）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去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顶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 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

    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四处打量着，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上去了。

    姑妈一生从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个老式圆角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当垃圾扔掉。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定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也有文化 气息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

    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一只小灰鸭》《小红帽》《一个士兵》等。这几本书薄薄的，没多少页码。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 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这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呢。

    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儿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在中学教学大纲中有那首《大门前的沉思》。普希金的诗还算强点儿，《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他零零碎碎地记得几个片段，可也都是两三行而已。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迁入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了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定做的书柜的尺 寸，计算了定做费用。那位师傅很快就给出了预算，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偶然在一个展销会上买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梳妆台镜子上方还安装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道，“把这些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这整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iPad。”

    儿子说完又把耳塞塞进耳朵，伴着音乐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百思不得其解。“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竟然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老婆！”他怒吼道，“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科利亚出差了两个星期。他回来时，姑妈的那些书已经没了踪影。他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套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

    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