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周时期，夏商周三族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民族雏形——夏。西周后期，北方民族戎狄内迁，南方自称“蛮夷”的楚国强大起来，威胁诸夏，夏民族意识高涨，于是改族称为“华夏”，意为“大而华丽”，以区别夷狄的“野蛮”，“夷夏之辨”由此出现。到春秋中晚期，孔子作《春秋》以礼乐文化作为判别夷夏的最高标准。孔子还主张对周边民族采取怀柔政策，他的弟子就有来自夷狄地区的子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民族观成为中国传统民族观的基本主张。

——摘编自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发挥“夷夏之辨”中开放的一面，主张学习西方，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19世纪末，维新派考证了“夷夏之辨”的本义，提出诸国平等的观念。梁启超是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他于1901年提出：“民族主义者……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确立为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开始将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近代民族主义新的内涵。

——摘编自耿云志《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等

材料  中国历代统治者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明成祖把原属元朝疆土的十块土地让与朝鲜，其理由是“朝鲜之地也朕度内，朕何争焉”。雍正常也认为“朕统御寰宇，凡臣服之邦皆隶版藉”。但中央对边疆历来奉行“王者不治夷狄”的天朝礼制秩序。19世纪70年代，日本意图侵占台湾，其理由是该地为中国的“化外之民”，“不治”说明没有有效的统治关系，没有统治关系也就没有主权。日本所挟以为据的“理由”来自近代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清末，随着边疆危机的深入，边疆建省呼声日益高涨。有人提出在西藏等地建立行省，实行直接统治，去掉那种在新的国际规则下往往授人以柄的“藩属”关系。1884年建新疆省，1885年建台湾省，1907年建东北三省。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改变了传统的治边理念和统治方式，昭示中国对边疆的主权。

——摘编自但兴悟《“大一统”中国的重新塑造：近代边疆危机与建省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