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战国时的竞争环境，强化了人们对各自国家的认同。秦统一中国使一统天下的国家观获得政治上的实现。到了西汉，“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更进一步地被意识形态化。自汉魏之际开始，对国家忠诚被凸显出来，唐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的很多例证，也证明了这一点。两宋士人基本达成一种道德共识：凡沾旧国一命之恩者．不应再改仕新朝。面对金兵的南下，华北民间自发组织的“民兵”、“忠义军”等抗金武装表现突出。清代在修撰《明史》时也专设《贰臣传》以待明朝降臣，这可看作是加强国家认同的一种举措。

——摘编自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

材料二：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后来，同盟会在政纲中又阐述了排满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之间的逻辑。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庄严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随后，在清帝退位诏书中也承认：“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位共和立宪国体”。这表达出满洲人对新国家的认同。

——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清帝退位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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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革命之目的，非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材料二：“民国”之取代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帝国”，是中国近代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变化。它打破了历代王朝的更迭机制，否定了整个皇权体制，因而也触动了传统社会的各条神经，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一大跃进。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

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被承认是正确的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自于民众的同意和认可，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人们信仰的变迁，同意和认可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理由也将不断发生变迁。马克斯·韦伯把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分为三个方面，即传统、卡里斯玛(来自于最高统治者的特殊魅力和超凡品质，往往随领袖人物生命的完结而终结)和理性的基础，按照这种合法性的基础建立了三种不同的统治类型，概而言之，前两种类型属于传统政治范畴，而近代以来所建立的民主国家更强调和追求法理型统治。

——摘编自张睿丽《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

结合中外近现代史所学知识，从上述材料中提取一个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一  孙中山：“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单以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 “而且共和政治不仅因为他是政治的根本原则，适合于中国国民的需要，并且在进行革命上也是有力的。”

——摘编自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材料二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民意基础上，中国政府代表第一次对国际条约说了“不”字。从此以后，由于中国社会出现新的生产力、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和主义，中国社会在各方面出现了新的积极向上的因素，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沉沦”转而“上升”的趋势。

——摘编自张海鹏《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

材料三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野蛮侵略下，不管是国内的居民还是海外的华侨，都同样难以抑制地热血沸腾，聚结成一个整体去抵抗外来的侵略者。这场战争也引起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彼此消长的大变化。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正是通过在这场战争中的实际观察，才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并团结在它周围。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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