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焦虑”弥漫当前社会

杨福泉

    ①一种浓郁的“文化焦虑”弥漫在当代中国社会。随着国门的打开，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涌向中国。城市和乡村里的很多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大量的人文景观随着“旧城改造”和农村模仿城市的时尚建设不断消失。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呼吁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焦虑中有深沉的反思和忧患意识。

    ②当下，“文化焦虑”和“文化忧患”促使一批专家学者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教育，但他们过分片面地把中华民族文化等同于汉文化甚至一些儒家古典文化，特别是片面地把所谓的“国学”指称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部。一说到中国文化，言必称“国学”，视野局限在孔孟儒家之学和“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上，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等同于进行一些儒家古代典籍的教育，不遗余力地在大中小学里进行所谓的“国学教育”。各种“国学研究会”、“国学研究院”和“孔子学院”纷纷问世。有的学者鼓吹：应该让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传统经典，尽早回到中国中小学课堂。希望政府尽早启动这项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改革工程，尽早颁布法律，肯定传统文化经典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③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并不完全等同于对传统的汉文化的认同。鲁迅、胡适等一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早已经看到了以“四书五经”等为载体的中国汉学典籍中的大量糟粕，所以才振臂呼唤引进“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博采众长，吸收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才创新而形成了绵延至令的中国新文化。如果依旧拘泥于儒家典籍的故纸堆中，不知今天的中国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格局。

    ④当今的中华民族文化，应该是整合了56个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整体，当代中华文化应该有一个广采博纳的大气魄，我国各民族应该相互借鉴，互补共生。而如果仅仅聚焦在一些汉学典籍和孔孟之学上，将它视为中华文化的全部，漠视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汉族民间文化，那只会陷于抱残守缺的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误区，不可能建构起中国56个民族都认同的文化意识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不可能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格局和气度。

    ⑤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应该有一种宽广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应该有世界眼光、全球眼光，谦虚好学。当年鲁迅、胡适这一代中国精英大力引进西方文化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等，催生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全面改革了中国的教育内容和体制机制，裨益了当今无数的中国人，培养了很多能与世界对话和竞技的现代中国知识精英。如今，我们在为国忧心、为族忧患的“文化焦虑”中，不能把眼光仅仅盯在自己已有的文化传统上，老想着要不分良莠地一股脑继承过去的文化传统。

    ⑥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如活水长流，才会有生命力。“文化焦虑”促使我们忧患和反思，但我们的这种焦虑，应促使我们有准确理性的“文化自觉”，催生不失根本又汇聚百川、广采博纳的当代中华民族文化。                                    

（选自《人民论坛》，有删改）

    孔子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重建。他把家庭的模式，扩大到整个社会结构。本来，研究社会结构是政治家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不会关心，也缺少思考的资源。没想到孔子创造了一个可亲可爱的思维 方式，那就是把人人都能体验的家庭生活方式当做一个象征体，推而广之，使宏观政治问题变成了家庭问题的放大，使一般民众也具备了思考的基点。后来孟子也用了这个思维模式，推己及人，推小及大，借由普通民众能够感受到的境遇，来设想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家庭的血缘伦理是自然的，难以动摇的，不能在父子、兄弟的尊卑关系之间有任何苟且。由此扩大，政治也渐渐变成了一种“自然伦理”。我觉得这是一项高明的理论策略。

    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与农耕文明有关。农耕文明不同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对游牧文明来说，马背是家，帐篷是家，远方有水草，那么远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海洋文明呢，永远在向往彼岸，彼岸在何方，可能永远不知道，因此可能回来，也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中国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的文明，从春耕到秋收有好多程序，非常复杂。它延续的前提就是聚族而居，一家老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就要讲究伦理结构，有了这种结构才能完成生产的程序和财物的分配，才能协调彼此的关系。孔子找到了这个结构，并把它扩充来治理天下。他的逻辑结构是从修身开始来齐家，然后是治国平天下。

    孔子找到了一个起点，一个平台。例如中国民间信奉的第一道法规是孝，把对父母不孝的人骂成是“狼心狗肺”，也就是脱离了做人的最低限度。孔子就把这个关系推延到了君臣关系当中，也就是从“亲亲”直通“尊尊”，形成了整体的“治国”观念。

    这个观念又进一步要求人们在社会伦理中“扮演”家庭伦理，构建一种简单、严谨、快乐的仪式。这个仪式就是“礼乐”仪式。整个国家像家庭一样和睦有序，充满温情和乐观，而且可以有音乐、舞蹈、诗歌伴随，这就是孔子的理想。

    这个礼乐社会靠什么支撑起来？靠君子。如果没有君子，就缺少人格的基点，缺少过渡的桥梁，缺少实践者、评判者和监督者，无论是礼是乐，都缺少执掌者和引领者。因此，孔子把君子人格的养成，看成是他的社会理想的核心构建。大家从他的言论中都看到了，他一直以极大的热忱在呼吁君子之道。

    乐府，原来是一个音乐机构，秦代开始设立。汉也设立了“乐府”机构，同样做采集民歌、配置乐曲和训练乐工的工作。这些采集来的民歌，汉人称“歌诗”，魏晋人称“乐府”或“汉乐府”。

    来自社会底层的汉乐府是“忍无可忍才写的诗歌”。班固《汉书•艺文志》说，“代、赵之讴，秦、楚之风”，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乐府”的采诗运动，是继《诗经》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采集运动。这些采来的乐府民歌比起《诗经》来，乐府有几个变化：一是乐府民歌中，写女性的题材比例上升。二是口头文学的形式，故事性比《诗经》更强，有的还情节完整，人物性格鲜明，描写刻画细致入微，开创了我国不发达的叙事诗的先河。三是杂言向五言的方向靠拢。这三者结合，就产生了伟大的乐府民歌。被称为“乐府双璧”的《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无论是题材还是艺术，都创造了中国叙事诗的典范。

    南朝乐府民歌，像是江南女子专情的歌。歌如眉峰聚，诗是眼波横，六朝都城建业及周边地区的“吴歌”和江汉流域的“西曲”，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情”字。今天的江南文化是在南朝乐府民歌里才开始真正奠定成型的。此外，南朝民歌的形式，以五言四句为主，短小的篇幅，含蓄蕴藉的风格，同音双关的运用，假如调一调韵脚或平仄，那就是初唐人的五绝了。

    北朝乐府民歌是长期处于混战状态的北方各民族的歌唱，是北方英雄横刀高唱的豪迈之歌。风格质朴刚健，粗犷豪放，自然清新。多数是北魏、北齐、北周时的作品，它们传入南朝，被南朝乐府机关翻译、修改、配音，保留下来。今存七十余首，大部分收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横吹曲辞》里。今天的研究者以为，北朝乐府民歌是靠流传到南方才保留下来的。因此，其歌辞多少已经过南方汉人的翻译和润饰。

    从某种风格特征上说，北朝乐府民歌兼具汉乐府的诗歌精神和南朝乐府的情采；既有汉乐府刚健的底色，又有南朝乐府别致的花纹。因为表面上看，北朝乐府刚健豪放，与南朝民歌的艳丽柔弱迥然不同。但其实，能在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乐府民歌，总有它们共同的地方。譬如在语言的节奏上，在质朴纯真的风格上，在心灵绽放的美丽上，南北朝乐府民歌内在的美是相同的。

    汉乐府、南朝乐府、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和魅力，延伸在历代的文人模拟乐府中。

    文人的乐府诗创作，汉代就开始了。发展到建安，形成了高潮。就三曹而言，曹操今存诗歌约二十首，全部是乐府诗；曹丕、曹植也大量写作文人乐府。文人乐府题材内容非常广泛。除了为祭祀、宴饮宾客而写的外，大部分涉及行役的苦辛、边塞的遥远、游侠的豪放、人生的慨叹、对生命的忧虑以及男女的相思。诗温以丽，意悲而远，或慷慨，或清绮，风格多样。这些说明，乐府民歌不仅给文人诗歌形式外壳，还遗传了题材、体裁、意象和风格特征。

    在艺术形式上，文人乐府既有传统的四言，也有新兴的五言，更有在民歌中诞生的七言。还有杂言、三言、六言等各种体式。由于宋、齐、梁、陈的统治者提倡，使文人乐府创作蔚然成风，他们继承建安，又有了新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潮。

摘编自曹旭《读乐府民歌掇拾》

（摘编自杨雅厦《应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与书本不同，互联网已被普遍视为个人记忆的替代物，而非补充品。这种情况源自一个隐喻：人脑和电脑的本质相同。这大概是所有关于人脑的错误论断中涉及最广、危害最大的一个了。如果此言成立的话，记忆不仅丧失了神性，也丧失了人性，记忆女神变成了一台机器。大量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那些极力鼓吹把记忆外包给互联网的人被一个比喻误导了，他们忽视了生物记忆的有机性质——对记忆内容的每次回忆都会重新启动巩固记忆的完整过程。换言之，生物记忆是处于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而存储于计算机中的记忆内容则是静态的比特形式，两者简直是天壤之别。

    无论何时，只要一上网，铺天盖地的信息就会奔涌而来，这不仅会给我们的工作记忆带来过重的负荷，也会导致大脑颞叶难以专注于任何一件事，巩固记忆的过程因而难以启动。我们的大脑在越来越依赖网络的过程中变得善于遗忘，因为大脑控制注意力的能力已经变得空前薄弱了，我们逐渐丧失了对思考内容和思考方式加以控制的能力，关注对象的选择往往是被动的，更可怕的是对于这一事实许多人竟然浑然不知，因为关于以上种种的自我意识在上网时已灰飞烟灭。没有专注，便没有记忆，神经学家对于人脑细胞级和分子级工作机理的有关研究与发现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个人记忆形成并支持着作为文化支撑的集体记忆。鉴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在表现和设计未来的历史，文化在我们的神经突触中得以支持和延续。把记忆任务推卸给外部数据库，并不仅仅危及个体的深度和独特个性，还会危及我们共享的社会文化的深度和独特个性。美国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警觉地道出了潜在的危险：“随着我们深厚文化遗产的内部库存日渐枯竭，我们面临着变成扁平人的危险，我们访问那个规模庞大的信息网络时，仅需点击按钮即可，可谓广阔延伸但极其稀薄。”

    无论如何，人类文明不只是互联网所承载的全世界信息的总和，也不只是可以简化为二进制代码并上传至互联网的所有内容。人类文明要保持勃勃生机，就必须在每一代人的所有成员的头脑中重建。如果把人类的记忆通过“外包”的形式托付给互联网，那么人类文明将面临消亡的危险。

（选自吴靖《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有删改）

    外卖行业最近频频出现负面新闻。最初，舆论关注较多的是外卖小哥群体的交通违法现象，而这两天一篇题为《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的文章引人关注。该文的主要意思是，外卖使塑料餐具使用量增长，会破坏环境，为了保护地球，保护下一代，请远离外卖。

    总的来说，舆论对外卖行业的批评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提出的很多解决问题的策略却让人啼笑皆非。比如，针对外卖小哥引发交通事故这一问题，有人认为问题的根源是“外卖小哥素质不高，公共交通安全意识缺失”，而提出让外卖小哥上岗前参加驾照考试。这种观点充满道德批判意味，似是而非，没有什么价值。“外卖小哥素质不高，公共交通安全意识缺失”是一个以偏概全的判断，在此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策略自然难以服众。

    外卖小哥频频引发交通事故的根源是什么？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外卖行业既要配送准时，又要服务价格低，还要途中安全，这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今外卖行业竞争激烈，价格很难拉高，而外卖平台对服务效率有要求，于是就出现了外卖小哥进入后厨成为“炒菜哥”的现象，出现了更为普遍、更让人担心的外卖小哥引发交通事故的现象。外卖行业现有的收入机制也是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外卖小哥的收入与送餐量及用户对服务体验的评价直接挂钩，对外卖小哥而言，必须尽快将餐送到消费者手中，从而通过跑量的方式获取更高的收入。总之，外卖小哥带来交通安全隐患是经济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就行业现状而言，外卖小哥在为消费者提供较低价格的外卖服务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交通风险。而要降低这种风险，就必须改变外卖行业现有的收入机制。最近，南京市交管局在规范外卖服务方面提出了若干要求。其中之一是要求外卖平台“主动调整现行的配送自由抢单模式，制定更加科学的任务分配制度”。南京市交管局似乎看清了外卖行业目前的症结，所提的这条要求也具有可操作性。

    至于外卖行业破坏生态环境，则是一个看似正确但充满哗众取宠嫌疑的观点。使用塑料餐具会污染环境，这个逻辑可以成立。但要减少对环境的影响，靠消灭外卖这个行业是不行的，而要切实减少对塑料餐具的使用。但就环保这一具有公共价值的话题而言，似乎《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这种持逻辑简单粗暴的观点的文章更容易动员人。在对该文的批评声中，一个常识被反复提及，那就是环保是一个专业问题。该文注定只是哗众取宠，而提不出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

    塑料餐具污染环境和外卖小哥频频引发交通事故，这些绝不是外卖行业、外卖小哥引发的社会问题。对于外卖行业以及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我们不能用纯道德的眼光去看待。

（选自何小手《对外卖的许多批评已经走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