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别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得它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还有的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

    马的历史，非常悠久。甲骨文中就有马的形象。据史书记载，商周时贵族出行多乘马车或骑马。贵族死后，作为陪葬的马匹也占据着一席之地。霍去病墓的石雕群，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无不显示出统治者对马的重视。也正是由于马在古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帝王对良马的喜爱，在客观上促进了“马艺术”发展。汉武帝不惜重金和发动战争来换取汗血宝马。马成为汉代绘画和雕塑中经常出现的题材和内容。唐太宗属马，也特别爱马。

    在我国石雕艺术史上，汉代霍去病墓石雕群、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树起了意象造型与写实造型的艺术风格几乎不可逾越的高峰。同一表现对象的马在各朝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中呈现出各式面貌，虽然霍去病墓石雕群与昭陵六骏这两组马的石雕艺术品是在不同时代的特殊风格下成就了它们各自独特的艺术面貌，但它们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通之处。

    一是意象造型与写实造型的统一。虽然历史上大多把霍去病墓石雕群归为写意的类别，而唐昭陵六骏则被看作写实的代表，但在具体的形象塑造方面，这两种艺术手法相互渗透。昭陵六骏继承了霍去病墓的创作手法，采用象征手法，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两组石雕虽然都刻画的是战马，实质是反映人的勇敢和战争的惨烈。因此不管是霍去病基石雕还是昭陵六骏，不仅是对帝王将相的颂歌，也是无数英勇将士的历史丰碑。霍去病墓纪念性石雕的重要特点，是将独特的艺术构思和石料的选取相结合，因石而得形，因形而造意，因意而施工。《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石雕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作品中战马威武雄健，傲然挺立，敌人蜷缩于马下，垂死挣扎，与整个马的轮廓浑然一体。而在整个雕塑的关键部分，如马下胡人的特征运用线刻和浮雕的手法刻出相对写实的形象。这样，将大写意与细微写实的造型手法相结合来表现精妙传神的形象。就马的造型而论，汉马偏于写意，蹄细体肥，外形流畅简洁；唐马偏于写实，注重马体解剖结构的表现。像昭陵六骏，因为皆属初唐时代，故马体的肥臀细腿等特征颇有汉风孑遗，但较之于汉马，显然更写实精确，更注重形体的结构变化，像面部的筋脉、胸肌、蹄筋等皆细致入微，在生动传神上，与汉马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马踏匈奴》是我国最早的纪念碑式的大型圆雕，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霍去病征服入侵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刹那，被踏于马下的匈奴首领手持弓箭仰卧在马腹之下作垂死挣扎状的场景。静静站立的战马与挣扎的胡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权在握的静态与垂死挣扎的动态形成了完美统一。昭陵六骏表现上颇多写实性，刻画出骏马的飞驰、屹立、徐行三种姿势，表现出六骏共同的雄健俊美的外形和勇往直前的气势，显示出他们的情谊，是古代以形传神的成功范例。这两组石雕形象选取了动态和静态中的马的形象，并将其协调统一地安排在同一个整体中。

（摘编自肖顺、李雪松《汉唐石雕中“马”的艺术形象与成就》）

    英国媒体称，根据一项针对地球深处地下物质的研究，地球上的生命或许源自深深的地下而非地表。

    英国《每日邮报》12月9日报道指出，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在地下深达五千米处生活和繁殖的微生物，这为35亿年前地球上生命源自何处的问题提供了线索。这项研究表明，这些微生物可能已经在与地表隔绝的情况下生活了几十亿年。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与世隔绝的生命形态分布在不同大陆，但都创造出了拥有相似基因的个体。

    研究人员发现，生活在北美和欧洲地下深处岩石缝隙中的微生物，与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团队从约翰内斯堡地区一处矿井通道内地下深处岩石缝隙中获取的样本高度相似。其DNA序列也与在北美洲西北部海域和日本东北部海域岩石海床上发现的微生物相似。这表明，这些微生物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而这个祖先就生活在地球生命起源的时代。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马特·施伦特说，现在还不清楚相似的微生物是如何散布到相距遥远的南非、北美和日本的。施伦特博士说：“两年前，我们还不太了解现在的地下微生物是怎样的，以及它们吃什么。自那以来进行的多项研究已经大幅扩充了这方面的数据。我们正在掌握的信息不仅包括在这些生态系统下发现的是什么种类的微生物，而且还包括在全球不同地点发现的微生物之间的某种一致性——目光所及之处，我们都看到了同样种类的微生物。”

报道指出，这些生命形态不是依靠太阳光为生，而是通过氢与甲烷获取能量，这些化学燃料可以通过高温高压下的某些种类的岩石获得。施伦特博士说：“人们容易理解为何远隔重洋的鸟类或鱼类有可能会相似，但想想在地下深处极度高温高压的坚硬岩石缝隙中，在相隔1.6万公里的不同地点，生活着几乎完全一样的微生物，这很挑战人的想象力。”

    研究人员麦科洛姆说：“在某些很深的地方，例如深海热泉，那里环境变化剧烈，催生了多样化的生物群落。在其他一些地方，例如地下深处的缝隙，那里的生态系统是隔绝的，只有少数几种细菌能在那样严酷的条件下生存。”

    报道指出，这一最新发现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即生命并非诞生于地表湖泊和海洋的“原生汤”中，而是诞生于地下岩石含水的微小缝隙内。

该理论认为，35.5亿至38亿年前，生命诞生于池塘或海洋中，起因是空气中的化学物质在某种形式能量的作用下生成氨基酸，而氨基酸可以构成蛋白质，然后再进化成地球上第一批生物种类。然而，这种假设存在一个问题，例如，当初地球表面存在强烈的紫外线辐射，它可以迅速摧毁暴露在阳光下的复杂生物分子。

    科学家说，这些微生物有可能被用于医疗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微生物可以承受120摄氏度的高温和比地面高出50倍的大气压。人们能够理解和描述这些现象，是得益于通过深碳观测计划对微生物学和地球化学数据的汇总与整合。

从偏见到卑劣

温宪

    在西藏发生暴力犯罪事件之后，国际上某些自以为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人颇为失态，很有点幸灾乐祸的怪劲儿。然而，当偏见膨胀得“越了线”，便走向了卑劣。

    试举一例：某英国专栏作家日前撰文，除了极为荒谬地将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外，还声称“当西藏形势恶化后，以奥运会为武器针对北京的压力将增大”，中国对成功举办奥运会的深切关注为全球反华势力提供了“机遇之窗”，继而煽动包括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在内的各方人士，随着奥运圣火的传递，应参与“一个滚动的全球范围的反华抗议”。不仅如此，这位曾有从政经历的人士还极力鼓动说：“当西方政治家面临无力扭转经济颓势和人们在伊拉克及阿富汗问题上的愤怒郁积之际，将辱骂倾泻于中国，为这些政治家从其他灾难中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机会。”

    荒谬吗？就是如此荒谬！如同经过热炒后，远在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被荒诞地与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一样，如今借着西藏问题，西方经济颓势、伊拉克及阿富汗问题等“灾难”与奥运会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竟被联系到了一起，真是一语泄了天机！北京奥运会不仅是“一个合适的机会”，它还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某些反华势力无知而狂妄、狭隘而傲慢、起哄而无理的嘴脸。

    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成为全人类的盛会，是因为这个世界实在需要一种借奥运会得以承载、传扬的高尚精神。正如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所言，奥林匹克运动是“超越了人类一切宗教的‘宗教’”，这个“宗教”所宣扬的终极追求其实就是那些人类所推崇的最基本的道德追求：公正、和平、理解和友谊。奥林匹克运动初起时令人感动的约定之一是赛会期间交战各方一律休战；奥运圣火采集仪式上令人感动的一幕便是与火炬同时高高举起的橄榄枝。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今天，奥林匹克精神理应更加具有理性包容、平等沟通、促进和谐的诉求。在奥林匹克精神和理想面前，那些不肯摘下意识形态有色眼镜、受制于冷战思维定势的人们是不是显得距“道义制高点”很远？

    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正在以自己的真诚努力见证着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崇尚，履行着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全球化进程加快了，地球村变小了，诸如奥运会在内的许多关乎大家的事情需要大家一起办，也只有通过国际间的公正、和平、理解和友谊才能将国际社会的好事办好。恰如英国奥委会主席科林•莫伊尼汉所言，“体育运动和奥运会本身是一股向善的力量”，“让中国蒙羞不会赢得任何成果，最终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些以阴暗心理或阴险举措诋毁、攻击乃至破坏北京奥运会的人，伤及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已经进入21世纪的整个人类文明社会亦将蒙羞。

上述幸灾乐祸者文中有言：“魔瓶已经打开，如何终结尚未可知。”其实，结局可以预料：打开充满偏见的魔瓶后，亵渎奥运者终将自取其辱！

——2008-04-02 06：57：26新华网

    山水画，从真正诞生之时起便与中国哲学中最核心的“道”的精神紧密相连。

儒家的道德感悟是与山水连在一起的。《礼记•中庸》云：“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正是以山高水长来形容仁爱之道。同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所以，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哲学更是崇尚自然山水。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心灵相照、气息相通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关系。而庄子心目中的神人居“藐姑射之山”，“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则更是一种心游万仞的自如之境。老庄哲学，成为中国山水画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历代山水画家几乎无一不受其影响。

    将空理与山水融合起来进行阐发更是中国佛教和禅宗的一大特色。佛教徒们“性好山泉，多处岩壑”。建于深山之中的寺庙已经成为中国山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对山水的亲近不仅有利于僧人们的修悟，也是他们具有较高审美感受力的表现，于是中国山水画史上便有了王维和诸多卓越的画僧。

    透过对儒道释哲学与山水关系的简单梳理，我们不难看出，三者对山水的态度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即都乐于从山水中得到审美愉悦，并且将山水大美与主体人格塑造和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统一起来。而在山水文化基础上诞生的山水画，“以形媚道”，体现出中国哲学精神的深层内核。中国山水画，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切入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精神的最佳途径。建立在“天人合一”哲学基础上的山水画，为山水画家创造了一个走向“天地境界”的通道，为山水画的欣赏者提供了一个深邃而广阔的体验“天地境界”的审美空间，它可以让欣赏者“澄怀观道”，得到审美愉悦的同时实现主体人格的超越。

    可以说，山水画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山水画深刻影响和熏染着中国人的审美品格、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毫无疑问，山水画精神的传承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当代的山水画家，担负着“正本清源”，让山水画的精神内涵与艺术魅力发扬光大并且将传统山水画进行“创造性发展”的历史使命。

    “正本清源”的“源”不仅仅是山水画艺术层面上的“源”，不仅仅是明清，是唐宋，甚至是春秋，它更是中国哲学和美学之源，是对“道”的体认。如龙瑞先生所言：“我们所谓的‘正本清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中国文化核心思想进行的还原。”当代的山水画家，应该在对中国哲学和美学精神深刻体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创作，不仅表现天地山川的自然之美，还表现出画家的秉赋、襟抱和人格境界之美，从而让人们在山水画面前产生感动，产生震撼，产生共鸣，感受到艺术之美，进而感受到山水之美以及中国人生生不息感天悟地的人文精神之美，重新建立与山水自然的亲近与和谐的同构关系，最终深刻体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之境，感受“天地境界”，实现人格和人生境界的自我超越。

    历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优秀山水文化基因正流淌在自己的文化血脉里不被大多数山水画家和大众所认识，山水画几乎成为“高处不胜寒”的濒危遗产。因此，当代山水画家应承担起“教育和传播”的责任，“志道”，“弘毅”，真正担负起任重道远的文化使命。

（摘编自陈仕彬《当代山水画家的文化使命》）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要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权益，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完善立法。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十一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我们要适应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和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宪法规定，树立平等保护、促进发展的立法理念，确立民营企业“法无禁止即可准入”的原则，重点围绕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投融资、公平竞争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加快推动修改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全面清理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健全充分听取民营企业意见的立法工作机制，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规范执法。完善涉及民营企业行政执法的权责清单，厘清职责边界，将政府部门行政权、执法权等公权力的设置与运行置于法治监督之下，提高行政执法工作法治化、规范化透明化水平。坚决反对和纠正以权谋私、吃拿卡要、乱收费等违纪违法行为，确保民营企业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正常经营不受干扰，切实解除企业家的后顾之忧。推进审批制度和“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的市场空间。全面推行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处罚标准，坚决杜绝随意裣查、多重检查、重复处罚等执法歧视行为。切实改进执法方式，增强服务意识，做到行为规范、程序规范公正司法。妥善处理民营企业涉纪涉法案件，既要查清问题，也要保障其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加大民营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社会主体之间案件纠纷的审理力度，依法保护公平竞争。加快甄别、纠正侵害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错案冤案，将中央保护产权和民营企业家权益的政策落到实处。

    加强服务。创新和拓展公共法律服务，组织律师、公证、仲裁等法律服务行业和法律援助、法治宣传机构为民营企业服务。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民营企业矛盾纠纷排查，将处理涉及民营企业的矛盾纠纷作为重点，第一时间开展调处化解既定分止争，又帮助民营企业解决经营困难，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引导民营企业家讲正气、走正道，遵纪守法经营，合法合规竞争，做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的贡献者，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民营经济的认同度和支持率，树立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思维和价值导向

(选自陈娴灵《为民营经济营造良好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