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教育部等八部门在今年八月下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中就明确规定，严禁学生带电子产品进入教室，严禁布置电子家庭作业。规定一出，很多家长和老师都表示认同。

    他们认为，现在中小学的教师在布置作业时大多通过家校联系群发布，这确实更有效率，也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化的教学方式。但是长此以往，越来越多的教师加入了布置电子家庭作业的行列，导致学生每天需要用手机的时间远远高于正常的使用时间，越来越多的学生一回家就是拿着手机写作业，或者单纯玩手机，更为严重的是很多自制能力不强的学生养成了过度依赖手机的恶习，学习积极性降低，导致成绩下降。因此，严禁老师布置电子家庭作业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严禁学生带电子产品进入教室，对于改变学生对电子产品的依赖有很强的警戒作用。

（摘编自《教育部规定：严禁学生带电子产品进入教室，严禁布置电子家庭作业》，“领略教育魅力”百家号2018—11—17）

材料二：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洪晶认为，电子产品跟纸质版阅读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

    一，电子产品的趣味性比较强，里面的信息量比较大。不光是孩子，就是成人可能拿起电子产品的时候，也很难放下。

    二，电子产品有独特的照明方式。我们在看纸质版读物的时候，需要一个外照明，但是电子产品是自带照明的。而很多电子产品的照明系统，是有蓝光成分的。蓝光对眼部是有危害的，它的危害可以反映到眼睛的各个部位。

（摘编自《动真格了！教育部出新规控制电子产品教学时长》，搜狐教育2018—08—14）

材料三：

    12岁小学生打赏网络主播，花掉环卫工母亲4万元积蓄；一青少年沉迷互联网赌博，走上盗窃之路；13岁少年沉迷某款网络游戏，疑似模仿游戏中翻墙跳楼动作而身亡……近段时间来出现的一些相关案件，背后都有网络沉迷的因素，这提醒人们：预防青少年沉迷网络，刻不容缓。

去年底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未成年人互联网总体普及率高达98.1%。与之相伴的是，网络成瘾现象十分严峻。青少年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沉迷游戏、过度用网消耗了精力、耽误了学业，进而导致精神颓废、身体羸弱；网络信息泥沙俱下，孩子辨别能力不够，难免造成价值观走偏、行为失范，甚至诱发盗窃、暴力等违法行为……凡此种种，不仅损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廉，更会对家庭、社会乃至国家长远发展带来巨大危害。世界卫生组织也于今年6月份，将网络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课题，也是一项社会治理挑战。

    客观来说，青少年沉迷网络有着复杂的原因。好奇心强、自制力弱、渴望得到认同等心理特点是一方面，规范管理、合理引导、预防治疗不够也是重要原因。其中，一些企业诱导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做法难辞其咎。就拿网络游戏来说，一些游戏开发商为了赚孩子的钱，专门研发门槛低、互动性强、奖励诱惑多的网游。这些诱导成瘾的企业行为，需要得到有效的治理。为了解决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问题，近年来，国家多次出台规定。前不久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要求“控制电子产品使用”“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重拳整治网络空间秩序、规范青少年网络使用，体现了管理部门的决心。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监管的提升仍然有较大空间，需要相关部门抓紧论证、出台切实可行的办法。

    当然，解决青少年网络成瘾这个难题，单靠管理部门的努力远远不够。当务之急是要把防沉迷措施建立起来，把社会责任落实到位。另外，预防青少年沉迷网络，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引导不能缺席。强制命令、一味禁止容易激发逆反心理，关键是帮助孩子做到健康上网、正确用网。

    多方发力、齐抓共管，方能让青少年远离网络沉迷的陷阱。

（摘编自桂从路《预防青少年网络沉迷刻不容缓》，《人民日报》2018—09—28）

材料一：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1期）

材料二：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材料三：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却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李后强等《以人为中心：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3月19日）

材料四：“大城市病”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东京“城市病”最为严重的时期，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度集中导致了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为此，东京政府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举措，让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聚集更多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这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东京的人口总量。另外，为减轻办公和商业活动对市中心的压力，平衡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东京还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让副中心和中心城区共同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在建设副中心的同时，东京也很重视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修建一条环市中心铁路和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将各副中心串联起来，并在线路末端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

（摘编自南丽江《应对“大城市病”国外有妙招》，《中华建筑报》2018年4月22日）

    材料一：

    最近几天，有关西方针对华为公司的更多内幕被持续曝光。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对华为的关注有相当长的历史。2014年斯诺登曝光的一份机密文件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在2010年启动了代号为“shotgiant”项目，该项目试图寻找华为公司与中国军方存在关系的证据，同时也试图寻找华为的技术漏洞。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国安局暗中监视着华为在深圳的总部服务器，甚至试图监控华为多个高管的通信记录。

    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国安局在斯诺登文件披露后结束了这一项目。时任美国白宫发言人曾辩称，“我们不会把我们收集来的情报交给美国的公司，来提升它们的国际竞争力，或是增加它们的利润。”这种说辞并不能改变国安局对华为长期发动网络攻击的事实。时至今日，美国国安局确实在此次“五眼联盟”封杀华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前，美国情报机构向澳大利亚情报机构共享了一份关于华为的分析报告，该报告是促使澳大利亚最终阻止华为进入其5G通讯市场的导火索，并且拉开了西方国家针对华为系列行动的序幕。

    针对“五眼联盟”的做法，华为高层近日在一场发布会上指出，华为将在未来五年内投入20亿美元加强网络安全，用以增加更多人员和升级实验室设施。华为的这一做法是对西方国家针对华为风波的绝佳回应。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面临着与西方情报机构灯光下的较量，华为的应对方式将给中国企业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范例。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12月24日）

    材料二：

    12月19日，华为公共及政府事务部在公司内部论坛心声社区中，发布了对近期媒体对华为5G相关报道的情况说明，称目前华为在德国的业务一切正常，正积极参与法国各运营商的5G建设。在日本，华为正在积极参与运营商的5G标书答复和实验局测试。新西兰政府虽对运营商提交的5G方案有不同意见，但监管流程尚未走完，客户均表示与政府继续斡旋，与华为合作保持不变。

    对于5G技术，这份声明也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介绍，“华为5G在技术和商用上，均处于业界领先，是目前行业内唯一能提供端到端5G全系统的厂商。尽管遇到了较大的外部压力和困难，华为在商业上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据透露，2019年上半年，华为将发布搭载5G芯片的5G智能手机，并将在2019年下半年实现规模商用。

    华为公关及政府事务部在心声社区中不间断发布相关外媒报道，传播意大利、韩国、德国等国家政府和企业反对抵制的声音，和对华为的力挺。据介绍，今年华为的经营业绩非常好，今年总收入将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根据华为2017年年报，去年销售收入为925.49亿美元。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12月20日）

    材料三：

    （据俄罗斯塔斯社12月13日报道）加拿大外长弗里兰称，加拿大执法部门拘留孟晚舟是根据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现有的引渡条约进行的，在该案件中不存在任何政治成分。他强调，加拿大和美国是法制国家，因此“我们的（引渡条约）合作伙伴不应该试图将法律程序政治化”。

    弗里兰补充说，她已经与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就该情况进行了讨论。在与蓬佩奥的谈话中，加拿大外长还强调“加拿大是一个法制国家，一直都在明确遵守法律”。她表示，在孟晚舟事件上，渥太华也一直在与中方保持联系。特别是，她自己还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进行了讨论，但她没有透露细节。

    应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要求，加拿大执法机构于12月1日在在温哥华机场拘留了正在转机的孟晚舟，美国指控她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12月11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准许孟晚舟在被引渡到美国之前获得保释，法官给予美国60天的期限，但至今为止美国政府仍未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

    （摘编自《环球时报》，2018年12月13日）

    材料四：

    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办公室接受路透社专访：“如果我认为它对国家有利，如果我认为它对达成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协议有利——这至关重要——对国家安全有利——我肯定会在认为必要的时候干预的。”

    报道称，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加剧了近期美国股市的下滑，并使人怀疑特朗普在新的一年有可能被经济动荡所困扰。目前中美两国正在极力解决这一问题。

摘编自《路透社》报道，2018年12月13日）

大卫·科波菲尔（节选）

【英】狄更斯

我抬眼看看那上面的一扇窗，只见一个头发花白而神情愉快的男子在那儿，他怪怪地闭着一只眼向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再笑笑，就走开了。就在这时，从房子里走出一个女人，她帽子上又扎了条毛巾，手上带着园艺手套，身披一条像收税人的大围裙那样的大园艺口袋，手拿一把大刀。我马上就知道她是贝西小姐了，因为她大模大样地走出房子，和我可怜的母亲常描述她当初走进我们布兰德斯通鸦巢的花园那大模大样完全一样。

“走开！”贝西小姐摇摇头说，并向空中挥动那把刀做了个砍的动作，“快走开！这里不许男孩来！”

她走到花园的一角，弯腰去挖一棵小树的根时，我战战兢兢地望着她。我勇气丧尽，只抱着豁出去的想法了，于是我轻轻走过去，在她身边站下，用手指碰碰她。

“对不起，小姐。”我开始说。

她吃惊地抬头看看。

“对不起，姨奶奶。”

“呃嘿？”贝西小姐叫道，我还从没听过人们用这么吃惊的口气说话呢。

“对不起，姨奶奶。我是您的孙子。”

“哦，上帝！”我姨奶奶说着，一下坐到了花园的小径上了。

“我是大卫·科波菲尔，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我出生的那晚，你去过那儿，见到了我亲爱的妈妈。她死后，我很不快活，我被冷落，不能上学被迫去独立谋生，干不适合我干的苦活。所以我跑到你这里来。我刚动身就被人抢劫了，只好一路走来，从动身后，我就没上床睡过觉。”说到这里，我的自制力全丧失了；我的双手动了动，本意是向她指明我那褴褛行状，证实我所受的苦难，可我就一下大哭了起来，我想这场哭已憋在我心里整整一个星期了。

我姨奶奶脸上只剩下惊诧的表情，坐在石子上两眼瞪着我；我一开始大哭，她就连忙起身，抓住我的衣领，把我带进了客厅。在客厅里，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一个高橱的锁，从中取出几个瓶子，然后把每个瓶子里的玩艺都朝我嘴里倒一点。我想她是想都没想就拿出那几个瓶子的，因为我至今肯定说我当时尝到了茴香汁、鱼酱、色拉油。由于我依然很伤心，不能控制住自己的呜咽，她向我投下这些滋补剂后就把我放到沙发上，在我脑袋下垫一条披肩，又把她头上的头巾取下垫到我脚下，以免我会把沙发套弄脏。然后，她就坐在我前面说过的绿色大扇子或屏风后，这一来我就看不见她的脸了；她每隔一分钟就叫一声“上帝”，像号炮一样。

过了一些时候，她摇铃了。“珍妮，”我姨奶奶对进来的女佣说道，“到楼上去，替我向狄克先生①问好，并说我想和他谈谈。”

我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我怕稍动就会惹姨奶奶不快），珍妮见了有些吃惊，但她还是去执行命令了。姨奶奶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直到那从楼上窗子里对我眨眼的男人笑呵呵地走进来。

“狄克先生，”姨奶奶说，“别装傻了，因为只要你肯，没人能比你更明白。我们都知道这点。所以，无论怎样也别装傻。”

那男人立刻严肃起来，朝我看看。我觉得他好像要恳求我千万别提到那个窗子。

“狄克先生，”姨奶奶说道，“你听我说起过大卫·科波菲尔吗？好了，别装作没记性，因为你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大卫·科波菲尔？”狄克先生说，我觉得他是不大记得了。“大卫·科波菲尔？哦，对，当然啰。大卫，的确。”

“行了，”姨奶奶说，“这就是他的孩子——他的儿子。如果这孩子不像他的母亲，就很像他父亲了。”

“他的儿子？”狄克先生说。“大卫的儿子？千真万确。”

“是呀，”姨奶奶继续说道，“他已经干了件好事呢。他跑了出来。哦，他的姐姐贝西·特洛伍德②就决不会跑掉的。”姨奶奶坚定地摇摇头，表现出她对那从未来到人间的女孩的性格和行为所怀的信心。

“哦！你认为她就不会跑掉？”狄克先生说。

“天哪！看看这个人哪！”我姨奶奶很不客气地叫道，“这是什么话呀？难道我还不知道她不会的？她一定会和她的教母兼姨奶奶住在一起，我们会彼此相亲相爱。我倒想请教你，他的姐姐贝西·特洛伍德会从哪里跑掉，或跑到哪里去？”

“她不会跑的。”狄克先生说。

“那就好吧，”姨奶奶听到这回答后也缓和下来了，“你像外科医生的放血针一样利快，狄克，你又怎么能装得木呆呆的呢？现在，你看着这儿的小大卫·科波菲尔，我问你一个问题：我把他怎么办好呢？”

“你把他怎么办？”狄克先生怯怯地挠挠头发说，“哦！把他怎么办？”

“就是，”我姨奶奶神色严肃地举着手指说，“嘿！我要一个很得体适宜的建议。”

“嘿，如果我是你的话，”狄克先生一面茫然地看着我，一面仔细想道，“我一定——”他似乎因为从对我打量时得到启发而生出他料想不到的想法，便很轻松地补充道，“我一定把他洗涮干净！”

“珍妮，”我姨奶奶感到大胜而平静了下来——但我当时并不理解——并转过身说，“狄克先生给我们大家指出了正确做法。烧洗澡水！”

虽然这谈话令我很感兴趣，但当这谈话进行时，我不禁观察起我姨奶奶、狄克先生、珍妮来，这样我对那房间的通盘观察才可算完全彻底了。

（董秋斯译）

【注】①狄克是贝西的一个远亲，神经有些不正常，他的家人要把他送进疯人院，贝西将他收留并努力培养其健全的人格。②在大卫·科波菲尔出生之前，贝西姨奶奶认为他母亲怀的是一个女孩，并给她取名为贝西·特洛伍德。

材料一：

战争对人口最明显的影响是直接杀伤，造成人员的死亡或残疾。古代一些战争的规模很大，死伤人口很多，持续不断的战争更是如此。士兵的主要来源是农民，青壮年从军，老弱妇孺下田，加上畜力往往被征用，农业生产必定受到影响。士兵从粮食的生产者变为消耗者，使本来就有限的商品粮更加紧张。战场或军队的驻地往往离粮食产地很远，需要大量人力、畜力从事运输，有时沿途的消耗比运达数量要高好几倍。军人和运粮民工大多是青壮年男子，他们长期离家必然会使配偶减少生育机会，同时使他们的老人、儿童因缺少赡养或抚养而缩短寿命甚至死亡。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会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河道水系和生态环境带来长期影响。战争期间对死亡人畜不能及时掩埋，往往会引起瘟疫流行，增加新的死亡。战争期间如果同时发生自然灾害，后果就更不堪设想。由于行政机构解体、交通受阻、缺乏必要的物资和人力以及统治者无暇旁顾等原因，灾民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救济，灾情得不到及时的控制，从而造成比平时严重得多的损失。而在缺粮的条件下，俘虏和平民生存的希望更小。

（摘编自葛剑雄《疆域与人口》）

材料二：

我在第一章里已说过社会结构应有一定的人口容量。这其实是一切有结构的体系的通性。所谓结构，所谓体系，就是指各分子的存在依赖着别的分子的存在。它们各自据有一定的地位，互相关联，互相维持。社会有结构，因为各个人的生活是互相依赖的，所有的行为是须和别人的行为相配合的。一个结构所能容纳的分子必须有地位安置，不然就格格不入了。社会里的个人并不是堆积而是组合。因之社会的容量受着结构的限制。

社会有一定的容量在战时最为明显。战时的动员就是调动社会各部门人口数量的配合。战争是一件临时发生的社会大事，有关生死存亡。每一种战争都需要一种能担负这事务的社会结构。战争里要多少作战人员依着战争的性质、战场的广阔而决定。一定数目的作战部队必须有多少补充的预备部队。这也决定了每一时期要训练多少壮丁。要维持这个数目的军队能在战场上依着计划作战，就得有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工厂里制造军火和装备，有一定数目的农民在田地上耕种、生产粮食，有一定数目的矿丁在矿山里发掘原料，有一定数目的司机在公路上开汽车，在铁路上开火车，在海面上开轮船，在天空里开飞机。……现代的战争必须有详尽的统计和计划。人数的调遣是最高统帅部作战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战争结束就有所谓复员，这是要把社会结构改弦更张，各部门的人数必须重新加以分配。若是不预先计划，就很容易发生失业的恐慌。这里我们最容易看得明白每一个不同的社会结构有它适当的容量。人数过多或过少都会出毛病，所谓出毛病就是社会上有许多人不能得到工作，生活发生困难，或是人手不够，社会事业发生停滞。

以往论人口的学者很少注意到人口数量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早年的马尔萨斯就是个接受“将错就错”论的人。在他看来，生育是自然现象，人像苍蝇一样会不断地繁殖。人多了食料不够，吃不到饭的人因穷困营养不良而死去，为争食料，大家抢饭吃，发生战争。他于是主张积极性地限制人口，使大家能安居乐业，不必在饥荒、战争中去解决人口问题。但是他理论的出发点是把人类视同其他动物，也就是说他忽略了人类生活所依赖的社会结构。人口的消长并不是自然的生物现象，也不是取决于食料的多寡，而是决定于社会结构的性质。马尔萨斯对于人口的预测没有实现。在十九世纪人口增长极快，而到了二十世纪，在经济发达、食料日增的情形下，西欧各国反而闹人口降落。而中国和印度却始终保持着庞大人口，虽则他们的生活程度已近于生存线。依马尔萨斯的说法，好像人口在可以得到食料的时候，必然会增加，和苍蝇一样；因之人口必然在最低的生活程度上过日子。依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看法则不然。人口的数目是依当时当地的社会结构的需要而决定的。若是一个结构里需要的人数多、物资少，这结构中的人甚至可以在半蛰的状态中过着不得饱食的生活；相反，若是一个结构只需少数人口就能维持，尽管食料丰富，也不会依几何级数的速率去生孩子的。

我在《禄村农田》一书里曾特别重视农作里劳力的需要和分配。在以体力来耕种的技术下，在农忙的季节里即使动员全村的劳力还是不够。换一句话说，为了维持农作的劳力的需要——虽则这需要只发生在一个很短的期间——农村里不能不养着大量的人口。在这种人口就是生产动力的经济结构中，地狭人众的现象是避免不了的。在以蒸汽和电气等作动力、以机械作工具的经济结构中，如现代的西洋，社会结构所需人口的数目降低了，人口渐减的趋势也日渐显著。我在这里固然不能用数字来说明每种社会结构的容量有多少，但是若从这个观点去研究这问题是可以有结果的。

（摘编自费孝通《生育制度·社会继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