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清朝建都北京后，原居住于白山黑水间的各民族人口大量内迁，东北地区出现“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状况。清廷把东北地区视为“龙兴之地”，在此设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实施军事化管辖，设置关口，长期禁止关内人口迁居。往来须持有官方颁发的路票。“移民之居住有禁，田地之垦辟有禁，森林矿产之采伐有禁，人参东珠之掘捕有禁”。从乾隆年间开始，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者日盛，“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他们“不但不肯回籍，抑且呼朋引类，日积日多”。清廷对东北地区时开时禁。

——摘编自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等

材料二：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清朝与俄国的东段边界，但直至19世纪初，黑龙江以北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民不足1万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清政府随即开放了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和吉林西北平原。新来移民与当地满、蒙古等族通婚、建庙、演戏、立会、设学堂、建市镇。仅十余年，呼兰地区已是“三城相望，粮产富饶，商贾因之糜（群）集，流民居户不下十有余万”。1904年，清政府全面开放东北各边荒地；1907年，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1908年，仅奉天一省人口已达1100万人。1911年，清政府制定了东三省移民安边章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到了城市风气的转变，即由淳朴转为奢靡……“象（像）这种社会风气从俭而奢的记载，封建上下秩序的颠倒，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十五、六世纪以后南北各地所普遍存在的”。既承认这一“社会风气的变化，出现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又指出“消费和积累的不平衡”对扩大再生产的负面影响。……商贾地主奢侈腐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明清江南城市的高消费以奢侈品消费为大宗，与乡村的低消费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正是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反映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其中明代人陆楫的“崇奢黜俭”主张，就是其典型的代表……陆氏关于奢侈不足以贫天下，而“其地俭，反不易为生”的主张…

——摘编自钞晓鸿《明代社会风习研究的开拓者傅衣凌先生——再论近二十年来关于明清“奢靡”风习的研究》

材料二：18世纪以来，英国社会各阶层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与对各类奢侈品的狂热消费，突破了等级与阶层分野，奢侈消费经济兴起。……旅居英国的荷兰医生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提出了“私人恶德即为公众利益”的惊人论断，认为奢侈消费刺激贸易发展，促进经济繁荣，公开为奢侈传统进行辩解。英国思想界甚至掀起了“奢侈大讨论”，预示着奢侈消费正在经历“去道德化”趋势。亚当·斯密也站在政治经济学立场为奢侈消费和商业辩护…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商业计划》中这样描写英国社会：“人口众多，国家富裕，物质产品丰富多样，人们的生活更加奢侈、爱慕虚荣，每个人都出手阔气。”

——摘编自曹瑞臣《18世纪英国消费社会的兴起》

材料一：清初，针对满洲贵族依仗特权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谕令禁止；刊税例木榜于各关，“并商要往来之孔道，遍行晓谕”，对“私行滥收”的官吏“依律治罪”，以促进全国各地商品的流通。康熙中期以后，清政府在工商业领域实行商专卖政策，这种封建王朝垄断控制工商业的形式，较之明代弊端丛生的官专卖制有了明显改进，国家变直接干预经济为利用专商间接遥控。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不能超越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界限，否则就要危及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因此清政府便用榷关、牙行和行会制对民间商业进行控制。允许适当发展，又不允许超过限度，清前期的主要手工业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有了一定的发展。

--据李绍强《论清代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关系》

材料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惶恐不安，“无业游民生计日绌……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为此，清政府从减免赋税方面对各地推广和改良手工业的做法予以支持；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清朝中央和各省掀起了一股兴办工艺传习机构的热潮。各省工艺局传习科目不是适合于出口贸易的初加工手工业，就是具有本省特色的民族传统手工业，其主旨在于传授谋生手段、化除“游民”，达到教养兼施的目的。1905年11月，商部颁发《出洋赛会通行简章》，鼓励商人参加国际赛会，对参赛货物免去关税。晚清在近代手工业经济中实现了角色的转换，这是一种积极的行为。但晚清政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近代手工业作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间经济的地位和功能，从而就手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过渡转化这一关键问题采取治本之方。

--据彭南生《晚清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