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朱元璋推行严刑峻法，对大臣擅权、武将骄横给予最严厉的打击，所谓“以重典驭臣下".明律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又在明律之外，把案例编为《大诰》，颁给各级学校作为必读教材，以后又编了《大诰续编》、《大谐三编》。其序言说：“诸司敢不急公务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置之重典。”所载都是惩治贪官污吏、地方豪强的重大刑事案件，其中凌迟、斩首、族诛的有几干条，弃市以下万余条，大都出于朱元璋亲自裁定。针对元季官吏贪冒、徇私灭公，他下决心严惩贪污，说：“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于洪武二十五年编《醒贪简要录》，颁行天下，官吏贪脏六十两以上即枭首示众，再处以剥皮之刑。

——据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工业革命把英国变成一个工业强国的同时，也让它遭受了严重泛滥的政治腐败。1872年，议会两次通过议案宜称贿买和威胁选民均属刑事犯罪，并于当年通过了《秘密投票法案》。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政府官员财产申报的法律，亦即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该法令规定了议会中议员选举费用的限额和对选举舞弊的刑罚，并规定如果官员个人财产与其正常收入之间存在差距，就必须作出解释和说明，如不能提供合法所得的证据，就会被认定为灰色收入，进而被治罪。该法案建立起的财产申报制度后来被许多国家所学习，“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好评，并且还拓宽了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方式和监督途径”。

——据唐朗诗等《英国腐败治理经验：制度变迁的特征与时序》

材料一：明代中央行政监察体系囊括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都察院、六科培事中、巡抚，总督都御使等，这种严密的中央行政监察网络，从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来说，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脱离不了为皇权服务，加强封建统治的历史局限。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以及巡抚、总督都御使的设置和沿革，虽以监察百官清康与否为重要任务，但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监察国家官员对皇帝忠诚与否。由于封建社会皇权凌驾于监察权之上，无论是中央监察机构还是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均是为了代表皇帝加强对官员的管理和控制，以确保整个国家行政体制运行的稳定。

材料二：西方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盆子到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都确信不疑地认为人性奉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就无从规避。在此基础上，西方得出政治原罪论：有权的人在行使权力时有一种自私和邪恶的自然本性和犯罪的潜在危险。西方对人的天然不信任，迫使西方人时刘保持着对权力的天然警惕．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权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权力对付权力。”这样，西方创造出了基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行政监察理论。在实施中即为：政府向谁负责，就由谁行使对行政的监督权。所以在西方国家，行政监察多设立在议会之内，由专门机构负责，体现为一种立法监督和行政监察的夸一。监察机构从形式上看主要有二类，'是监察委员会——议会之中专司国家行政监察职能的常设委员会机构，负责一般的行政监察；一是监察专员——直属议会，是议会中高级官员，但不是议员，由国家元首任命且只对议会负责。

——摘编自屈双湖《基于人性的行政监察思想及其实践分析》等

①唐朝门下侍中

②宋朝同平章事

③明初丞相

④清朝军机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