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亲情守望

云之端

    ①传说中的“南沙沟”，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里面清一色三层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据说，这里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只有杨绛一家。1977年春，钱钟书一家告别学部办公室的蛰居生活，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②钱杨是无锡同乡，1932年相识，1935年喜结良缘，恩爱六十多年。

    ③“文革”初期，别人被斗得狼狈不堪，钱钟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叉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在暴虐横行、风声鹤唳的年代，瘦弱的杨绛还有过“壮举”。“外人看去她是柔弱的娇太太，面对阶级斗争肯定吃不消或者往后退缩的样子，但有一次，她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叶廷芳回忆说，“1966年夏的一次批斗会，‘文革’初期钱钟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当中一角贴了个小纸条澄清。后来群众批牛鬼蛇神，全所一百多人面前，把八九个人都拉出来批斗，站一排，杨绛站在最右边，其他人都低着头，你说什么都接受，就算不符合事实也不敢说话，就她一个人，脸涨得通红。他们逼问杨绛，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她跺着脚，怒不可遏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次以后我就对她刮目相看了，一方面是她的勇敢行为，另一方面是她对丈夫的忠贞，绝不允许有不符合事实的批判。”

    ④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钱钟书告别妻女先下了五七干校，学问通透的他，侍弄煤、锅炉却是外行，水总是烧不开，被大家笑称“钱不开”。半年后，杨绛也来到干校，两个人不在一个连，但能偶尔相聚。杨绛在“菜园班”，白天由她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钱钟书担负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点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时，总要绕道百十来步看他的妻子，杨绛把自己写的东西递给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儿看。

    ⑤在信阳的日子，杨绛依然和别人不同，似乎总是“笑嘻嘻的”，还对大家说“文革”对她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只是有一次，大家都在劳动，菜地旁边突然起了个坟堆，她说，死的人多冷啊，坟地里草都没有……当时是夏天，大家还奇怪她怎么会想到冷。事实上，那时候的杨绛刚刚遭遇丧婿之痛。

    ⑥1997年，钱杨二老的独女钱瑗去世，一年后，缠绵病榻的钱钟书也走了。“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钱钟书缠绵病榻的日子，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菜都做成糊状，鱼要做成粥，一个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杨绛一根一根剔掉的。

    ⑦“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敛起丧亲之痛，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人们惊讶地发现，没多久，这位纤小瘦弱的老太太在忘我的文字中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

    ⑧十多年来，面对时间这位严酷的判官，杨绛越战越勇：翻译、写作之外，她还一人揽下了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稿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恐怕难以想象，一个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负荷的重担。

    ⑨对于悲痛和酸楚，她却从不多著一字，潺潺缓缓，举重若轻。

(摘自《时代报告》有删节)

老娘土

江岸

    钟海强舰长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甲板上，目不转睛地瞭望着一望无际的海域。近处，白色的浪花在蓝色的海面上翻滚，仿佛蓝色的布匹上点缀着细碎的白花；远处，海天一色，分不清楚哪是天哪是海，海的蓝把天的蓝彻底消融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再过一个月，他就要告别心爱的舰艇，告别祖国的南海疆域，解甲归田。也许，这一次出航，就是他的最后一次。

    作为一名守卫南海二十多年的老兵，他当然忘不了他在海军的第一个岗位：某礁盘的守卫战士。

    今天，他带领他的舰艇出航，恰好路过那个礁盘，他计划在那里停泊一下，故地重游。

    近了，近了，礁盘就在眼前。他的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

    其实，钟海强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参军之前是个旱鸭子，见过的最大的水域就是他家门前的那条洗脂河——淮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那批兵来到了南海。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他们下连队了。他进驻了一个岛屿。后来才知道，他驻扎的地方根本算不了岛屿，只是一个礁盘-358号。礁盘只有篮球场大小，四周比海平面高不了多少，稍有风浪，礁盘就被海水淹没。他们班其实是驻扎在礁盘中央高高的钢筋架上。这种凌空高  阁上的生活，让他头晕目眩，呕吐不已。

    班里只有三个人：班长、副班长和副班长口中的“新兵蛋子”钟海强。钟海强水土不服，没完没了的呕吐几乎使他虚脱了。

    班长急得直搓手，一迭声地问：“怎么办？怎么办？”

    副班长斜睨着钟海强，轻蔑地说：“新兵蛋子，熊样儿！”

    钟海强从床上挣扎起半个身子，对班长说：“用老娘土，煎水，给我喝。”

    班长根本没听清楚钟海强说的是什么，只听见一个“土”字。“土？这里哪儿有土？

    要土干什么？”他狐疑地问。

    “土，老娘土，在我包里。”钟海强说。

    班长打开钟海强的包，仔细翻了翻，没找到老娘土。

    班长看看钟海强，钟海强看看班长，稍顷，他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看看副班长。副班长恼火地说：“你说的是那一包黑不溜秋的泥巴块儿吧？昨天整理内务，我给扔了。”

    钟海强突然像中了邪一样，凶狠地瞪一眼副班长，翻身下床。班长想拦他，没拦住。

    转眼间，他跌跌撞撞地冲出房门，石磙一样滚下了高高的台阶。幸亏大海还没有涨潮，他的那包老娘土还在礁盘上，安然无恙。

    身体恢复以后，钟海强对班长说：“在我们老家，父母都会为远行的孩子准备一包这样的土。它是从土灶里敲下的经过天长日久烘烤的锅心土，因为大都由老母亲亲手敲下，包好，送给儿女，所以我们当地人把它叫作‘老娘土’。人在他乡，水土不服，用老娘土煎水喝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班长“哦”了一声。

    副班长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不久，副班长病了。钟海强拿出他的老娘土，准备给副班长煎水喝。班长不同意，他说：“副班长是新疆人，你是河南人，你的老娘土对他有用吗？再说，你刚来，水土不服，副班长来这里一年多了，又不是水土不服，怎么能用老娘土？”

    钟海强说：“班长，不管是新疆还是河南，我们都来自陆地，对于海洋来说，陆地上所有的土，都是我们的老娘土。试一试，不行吗？”

    谁知道，一碗浑浊的老娘土汤喝下去，副班长病情减轻；喝了第二次，明显见好；喝了第三次，已经生龙活虎了。

    从此，副班长改变了对钟海强的看法，更改变了对老娘土的偏见。他寄信到新疆老家，让父母寄一包同样的老娘土来。

    后来，钟海强当了班长，他要求每一个战士探亲返回时，都要带包老娘土……“报告舰长，358号礁盘已到，是否停泊？”值班员走过来，“啪”地举手敬了一个礼。

    钟海强从回忆中清醒过来，声音低沉地说：“停靠十分钟，我下去看看。”

    358号礁盘上，仍然是三个兵：班长、副班长、一个新战士。他们正列队向钟海强敬礼！

    钟海强环顾四周，礁盘已经令非昔比。水泥围墙内，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水泥围墙上，有用彩色珊瑚垒成的五个大字：老娘土哨所。

    钟海强的眼眶再次湿润了。他明白，他脚下踩着的，滋养着花草的，正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老娘土。

每个故乡都在消逝

王开岭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梦牵魂绕的旧影？

    当眼前事物与记忆完全不符，当往事的青苔被抹干净，当没有一样东西提醒你曾与之鬓厮磨、朝夕相处…它还能让你激动吗？还有人生地点的意义吗？那不过是个供地图使用、供言谈消费的地址而已。

    地址只象征方位、坐标和地理路线，而地点是个生活空间，是个有根、有物象、有丰富内涵的信息体，它繁殖记忆与情感，承载着人生活动和岁月内容。比如说“什刹海”“南锣鼓巷”“鲁迅故居”，即活生生的地点，去了便会收获你想要的东西。再比如传说 的“香格里拉”，即是个被精神命名的地点，而非地址——即使你永远无法抵达、只能诗意消费，也不影响其存在和意义，地址是死的，地点是活的。地址仅仅被用以指示与寻找，地点则用来生活和体验。

    安东尼·奥罗姆是美国社会学家，他有个重大发现：现代城市太偏爱“空间”却漠视地在他看来，地点是个正在消失的概念，但它担负着“定义我们生存状态”的使命地点是人类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发生地。没有地点，人类就不存在。”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简言之，“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之出处，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记空词、一朵谎花。

    当一位长辈说自个儿是北京人时，脑海里浮动的一定是由老胡同、四合院、五月槐花、前门吆喝、六必居酱菜、月盛斋羊肉、小肠陈卤煮、王致和臭豆腐……组合成的整套记忆或者说，是京城喂养出的那套热气腾腾的生活体系和价值观，而今天，当一个青年自称北京人时，他指的一定是户籍和身份证，联想的也不外乎“房屋”“产权”“住址”等信息。

    前者在深情地表白故乡和生壤，把身世和生涯溶化在了“北京”这一地点里，后者声称的乃制度身份、法定资格和证书持有权，不含感情元素和精神成分。

    “空间”的本能是膨胀和扩张，它有喜新厌旧的倾向；“地点”的秉性是沉静和忠诚，无形中它支持保守与稳定，二者的遭遇折现在城市变迁中，即城区以大为能、建筑以新为尚，而熟悉的地点和传统街区，正承受垃圾的命运，其实，任何更新太快和丧失边界的事物，都是可怕的，都有失去本位的危险，都是对“地点”的伤害。像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一个人再把它唤作“故乡”，恐怕已有启齿之羞——

    一方面，大城欲望制造的无边无际，使得任何人都只能消费其极小一部分，没人能再从整体上把握和介入它，没人再能如数家珍地描叙和盘点它，没人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老人”。

    另一方面，由于它极不稳定，容颜时时变幻，布局任意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暂时、偶然，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情怀。总之，它不再承载光阴的纪念性，不再对你的成长记忆负责，不再有记录你身世的功能。

    面对无限放大和变奏、一刻也不消停的城市，谁还敢自称其主？

    所有人皆为过客，皆为陌生人，你的印象跟不上它的整容。而它的“旧了”易迷路的“新人”，如此无常的城市里，人和地点间已失去了最基本的约定，同一位置，每年、每月、每周看到的事物都闪烁不定，偶尔，你甚至不如一个刚进入它的人了解某一部位的现状。

    吹灯拔蜡的扫荡芟除，无边无际的大城宏图，千篇一律的整容模板……

    无数“地点”在失守，被更弦易帜。

    无数“故乡”在沦陷，被连根拔起。

    “我回到故乡即胜利。”自然之子叶赛宁如是说。沈从文也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他们算是幸运，那个时代，故乡是不死的。至少尚无征兆和迹象，让游子担心故乡会死。

    是的，丧钟响了。是告别的时候了。每个人都应赶紧回故乡看看，赶在它整容、毁容 或下葬之前，当然还有个选择：永远不回故乡，不去目睹它的死。

    没有故乡，没有身世，人何以确认自己是谁、属于谁？

    没有地点路标，人如何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

    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

（选自《古典之殇》，有删改）

材料一：

北方人初看到西湖、平原人初看到峨嵋，即使审美力薄弱的村夫，也会惊讶于它们的奇景；但是生长在西湖或峨嵋的人除了以居近名胜自豪以外，心里往往觉得西湖和峨嵋也实在不过如此。新奇的地方比熟悉的地方美，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看稀奇的景物，好比站在陆地上远看海雾，不受实际的切身的利害牵绊，能安闲自在地玩味眼前美妙的景致。看习见的景物，好比乘海船遇着海雾，只知它妨碍呼吸，只嫌它耽误程期，预兆危险，没有心思去玩味它的美妙。持实用的态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都只能引起欲念或嫌恶。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世界跳出，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人生有一定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艺术须与实际人生有距离，所以艺术与极端的写实主义不相容。写实主义的理想在妙肖人生和自然 ， 但是艺术如果真正做到妙肖人生和自然的境界，总不免把观者引回到实际人生，使他的注意力旁迁于种种无关美感的问题，不能专心致志地欣赏形象本身的美。

艺术上有许多地方，乍看起来，似乎不近情理。古希腊和中国旧戏的角色往往戴面具、穿高底鞋，表演时用歌唱的声调，不像平常说话。埃及雕刻对于人体加以抽象化，往往千篇一律。波斯图案画把人物的肢体加以不自然的扭曲。这种艺术上的形式化往往遭人唾骂，它固然时有流弊，其实也含有至理。这些风格的创始者未尝不知道它不自然，但是他们的目的正是使艺术和自然之间有一种距离。说话不押韵，不论平仄，做诗却要押韵，要论平仄，道理也是如此。艺术本来是弥补人生和自然缺陷的。如果艺术的最高目的仅在妙肖人生和自然，我们既已有人生和自然了，又何必取乎艺术呢？

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常听有人埋怨：“可惜我不是一个文学家，否则我的生平可以写成一部很好的小说。”富于艺术材料的生活何以不能产生艺术呢？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绝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时绝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

（摘编自朱光潜《“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材料二：

张彦远说：“凝神遐思，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就是说超越自我的形体和心智，从而在静穆的观照中与自然的节奏韵律妙然契合。这种自我去除被艺术家看成是“虚静”心态形成的最为关键的一环，它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自我情欲的超越，即要去除人的生理所带来的欲望，当然，这只是短暂的情感离异，目的是要保持适宜的审美态度，并不都是向往不近人间烟火的高人逸品式的境界。古代许多艺术家都反复强调艺术创作必以情动人，艺术审美中瞬间的“不与不取，不爱不嗔”的非功利、非情感的特点，恰恰是为了真正的爱、真正的恨，得到艺术美的魂灵。

二是对自我知识的超越，消除有意的心智活动，摆脱普遍的知识形式，从习惯中跳出，从僵化的自我中跳出，摒弃用心思索的自我，而对对象作纯然的审美观照。古代艺术家提出“无言”的重要主张。所谓“言”就是审美主体急于发挥自己心力智巧的作用，强于对物作刻意的解说。这种先入的知识形式和刻意的知性追求，必然导致审美静观的搁浅。这种审美活动的结果要么是得到和艺术大相径庭的理性空谈，要么是在习惯法度的拘限下得到一些摹本，永远得不到那种灵心独运的审美效应。审美中“无言”之境追求的是深层的契合，而不是吉光片羽式的言辞。

三是对自我行动的超越。中国艺术家提出“不作”的主张，即要顺应自然之势，必须不可不为而为之，禁绝苦思冥想、刻意精工。如果胸无丘壑而勉强为之，主体内乏怡顺之气，外有功利之心，这就必然造成心灵秩序的紊乱，绝不会出现虚以待物的审美态度。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自然，审美主体必须以自然之心去熔铸意象，保持自己的心灵恬淡，无一丝为文之心，恰恰是创造出第一流艺术作品必要的心理氛围。

（摘编自朱良志《“虚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