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说普通话

尚纯江

    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山水老汉从儿子居住的小区出来溜达了一会儿，就记不住回家的路了。去问交警，儿子的家在哪?路咋走?可是，他费了老鼻子劲说出来的话，人家一句也没听懂。交警说，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可他哪里会说普通话啊。

    他又去问路边下棋的几个老头，几个老头听了他说的话，一个劲地摇头，说，听不懂，请你说普通话。

    可是，他真的不会说普通话。

    前天，儿子把他从老家里接过来。一来让他享受一下城里的生活，二来他老了，就他一人在家，儿子不放心。三番几次去接，他都不应。这不，儿子费了好些口舌才把他接到市里。

    然而，山水老汉在儿子鸽笼般的楼房里待不住，只在屋里呆上一天就觉得闷得慌，浑身没劲，烦躁。

    第二天一大早，儿子说，在屋里呆久了，出去走走，散散心。

    说完，儿子就去上班了。儿子原先在这个城市打工，后来出息了，现在当了经理，忙得脚不着地，连陪他说话的工夫都没有。儿媳妇倒是下班就回家，但她是温州人，说话叽里呱啦的，他一句也听不懂。儿媳妇就给他说普通话。可是，他听得懂她说的话，她却听不懂他说的话。

    走走就走走。山水下了楼，出了小区的门，到街上逛。逛着逛着，在大街上七拐八抹的，一会儿就迷了路。按说，他当过兵，出过远门，说啥也不会迷路。可是，现在的城市，街道好像都差不多：都是高高的楼房，都是宽宽的街道，到处车挨车人挤人。一会儿，车开得呼呼的，好像赛跑；一会儿，都停在那里等红灯，好一阵子不动步。

    山水悠悠逛逛，像到集上赶集，走着走着就迷了。哪像在家里，哪里有棵草，哪里有道坎，他心里一清二楚，挤着眼也能摸回家。

    迷了路?问啊。鼻子下边有张嘴，山水就去问路。可是，他讲的是家乡掉了渣的土话，人家一句也听不懂。

    这时他才明白，村中那些打工的年轻人为啥都讲普通话了。那时，他还跟人家讲，当初自己因为说普通话，害得被退了亲，被退了伍，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可现在，人家硬要自己说普通话，自己却把普通话忘得一干二净。

    问了半天，他也没问出回小区的路。没办法，他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开车很快找了来，把他送回家。坐在沙发上，山水说，不在这住了。在这里，人家讲的是本地话，他听不懂；他讲的是家乡话，人家也听不懂。在这里，说话都是普通话，他不会。

    儿子想说，大，你不会学吗?小时候，人家都说你会普通话。

    但是，儿子没有问。他知道，那是他大心上的一道伤疤。

    那年，他大当兵回家探亲。老队长榔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绿军装，背着一个绿挎包，站在山水家门口东张西望，知道是山水回来探亲了。就问，是山水啊?啥时候坐车回来的?

    哎呀呀，你是榔头叔叔吗?我是昨晚上回来的。叔叔，你知道我妈妈在哪里吗?山水说着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还向生产队长榔头敬了个礼。

    啥?你是“坐碗上”回来的?不是坐车啊?你妈妈是谁?是你娘?那我去叫你娘去。你娘在红芋地里出红芋呢。

    切!榔头队长听着山水说的普通话，嘴都撇到裤腰上了。

    一会儿，山水娘回来了。他娘干活时，脸上受了点伤，涂着红药水，横一道竖一道的。

    娘望着穿绿军装的山水，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要知道，那时候当兵，是很光荣的。有人找不到媳妇，只要军装一上身，说媒的立马就踢破门槛。

    娘说，山水，啥时候回来的?

    山水望着脸上横一道竖一道的娘说，你是谁呀?

    娘说，傻孩子，我是娘啊，你连娘都不认识了?

    山水紧紧握住了娘的手说，哎呀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以为是隔壁的大娘呢，原来是我的妈妈哟。

    此后，有人说山水是“一年亲，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小资产阶级思想典型，上报到了部队。本来，山水已被部队当作入党提干的对象，此时泡了汤，提前退了伍。山水的未婚妻也退了婚。他娘提着礼到处找媒人说媒，但人家一听说是他，扭头就走。

    从此，山水就拉了寡汉。如果不是捡了一个他做儿子，把他抚养成人，现在可能仍是孤家寡人。

    一连几天，儿子看他大山水整天躲在屋里，呆呆地，不言不语，像丢了魂。就说，大，是不是住不惯啊，那咱就回老家。

    啥?回家?那中啊!

    山水的眼中一下子闪出了亮光。在家里，他就不用说普通话了。种地，种菜，和一般大小的老年人拉拉呱，喂喂猪，养养鸡，遛遛狗，多好!

（选自《华文小小说》2015年第2期）

硬打三分

    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要征集一件抗日战争时期的物件——马凳。

    何谓马凳？就是给马匹钉掌时用的矮木凳。

    三个月征期已过，马凳尚无音讯。馆长马增直摇头，认为没戏了。

    这一日，一个白胡子干巴瘦老头儿，肩背梢马子找上门来，对马馆长毛遂自荐说，做马凳是我的熟套子活儿。

    马馆长打量眼前这位老爷子，青鞋白袜灯笼裤，腰背挺直，双眼有神。说是八十有九，但也就像七十出头摸边小八十的样子。

    马馆长心里直打鼓，试探着问，您带家伙儿来了？

    老人将梢马子从肩上取下，兜底往地上一倒，好家伙！刀、斧、刨、锯，光凿子就有十几把。

    马馆长问，您要什么条件？一个马凳要做多长时间？

    老人开出条件：一个独门独院，要什么料得供什么料，一个马凳要做七七四十九天。

    马馆长略一思索，一拍脑门，行。

    马馆长给进了一批枣木，老人用眼一瞥，说：不对，我要的是酸枣木。这是牛犄角枣木。

    马馆长一摸后脖梗子，犯了难，我上哪儿淘换酸枣木？

    老人指点，山里辛庄北山阴坡，有三棵碗口粗的酸枣树。其中有一棵树过了火，那是被日本鬼子放火烧的。

    酸枣木终于给弄来了，是十几根短棒棒。老人用手掂掂，说：不对。这是从枣树上半截锯下的，下半截还留在山上。我要的是坐地棵。

    马馆长很纳闷，您怎么知道锯的是树的上半截？

    老人随手将那些木棒棒往水池里一丢，只见一头沉下，另一头翘起，露出水面。老人用枯手指着说，酸枣木长成这样，得千年以上。坐地棵下半截扔进水里，会全被浸住，不会上半截露头。

    七天后，马馆长看到他面前摆着十几根短木枋，酸枣木黢黑的外皮已经被刮掉，露出微红嫩黄如铜质的白茬，纹理细如蛛网。

    十四天后，老人对马馆长说，给我准备一口大锅，烧一锅滚开水。

    那又是为何？

    老人颇自豪，这你又不明白了。酸枣木只有经开水煮过，虫不吃，蚁不咬。

    二十一天后，马馆长再去看时，只见老人手中摆弄着几个小物件，两头尖，中间凸。

    您这是做的什么？像枣核，老人颇为得意，算是让你猜对了，这叫枣核钉。我做的马凳，浑身不见铁。我用枣核钉，拼接凳面。

    二十八天后，马馆长再去探视时，只见老人用二分半的凿子在木枋上凿眼。凿刃啃咬着矩形小凹槽，金黄的木屑被掏出，榫眼却没凿透。

    马馆长笑了，您这是……

    ①这是闷榫，不是透眼。你当我是糙木匠？你别看我是个钉马掌的，做马凳——手细。

    三十五天后，老人面前的木枋子长出了榫头，不过马馆长看了一眼，觉得卯眼不对。既然是卯榫结构，怎么榫头大于卯眼呢?走着瞧吧。

    四十二天后，马馆长看马凳还未成型。凳面与凳腿，长掌与短掌，牙板与嵌板，还在老人面前摊成一片。他不由得催道，再过七天，“纪念馆揭幕式”就要举行了！

    满四十九天，揭幕式如期召开。

    一块红绸布被揭开，原来只是一只马凳，高一尺六寸六分六，厚墩墩的凳面分出三条粗腿，立柱分别往八个方向伸展着，上承下托如重檐歇山，全身结合无一钉一铁。颜色如老榆木擦漆却免漆，气味似松香又掺进五月槐花香和紫荆条花香。

    马馆长指着马凳说，钉马掌师傅把马腿弯起，马蹄垫在上面，翻蹄亮掌，然后顶住刀铲，切下一层烂马蹄，剔掉旧马蹄铁，换上新马掌，战马才能奔跑如飞。想当年，冀东几百匹战马在东八县的抗日战场上纵横驰骋，就是多亏了这样一只小马凳。并且，无论将马凳怎么扔，最后总是三条腿着地，不滚不倒。

    有人问，现在，可以宣布马凳收藏了吧？

    话音刚落，老人提着十八磅大锤闪亮登场了，说了声：慢！还有最后一道活儿没完呢。

    老人左手持二分半凿子，右手持斧，往那本无缝隙紧致的榫眼正中生生开出一道黑缝，然后从口中衔着的三枚木楔取出一枚，插立于黑缝之中。②抡起十八磅大锤轰然“嗨”的一声带一股雄风，往那楔子上砸去。如此三声三锤三楔，说来也神了，那三枚木楔，已分辨不出你我，竟然和整个马凳浑然一体了。

    众皆称奇。有人问，您这一手活儿可有名称？

    老人吐出四个字：硬打三分。

    这时，坐在前排胸前挂满军功章的老者，被人搀扶着颤巍地走上前来，拉住老人的双手，连说道：你就是当年给骑兵营钉马掌的小马哥！多烈性的马，到你手里跟猫似的。我就是骑兵一连的老连长，当年就是你飞出的马凳，挡了日本鬼子一军刀，我的马刀才劈了下去。硬打三分，是你的外号。你还记得是哪位首长给你起的外号吗？

    我宁可忘了我姓甚名谁，也不会忘了给我起外号的那个人。

    谁？

    聂帅，聂荣臻！

（选自2017年第3期《小小说选刊》，作者许福元，有删改）

苦梅

马卫

    苦梅又叫乌梅，个小，肉少，汁酸。如果不是没有吃的，孩子们是不会去吃苦梅的。一个姑娘却偏偏取了这么个名儿，不过也难怪，山区农村生活苦嘛。苦梅一出生，就和饥饿结伴，要不是后来包产到户，苦梅一家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苦梅二十岁的时候，成了新媳妇儿，

    “新媳妇儿，憨憨人儿，不说话儿，给糖走人儿。”儿歌嘛，小孩子嘴甜，诳糖吃。到了夜深人静，客人们离开，苦梅才发现，进新房的怎么不是先前相亲的那位男人呢？

男人一脸的木讷，呆呆地站着，半天才嗫嚅出来，以前相亲的，是他表哥；自己丑，所以找表哥代替。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何况，男人家拿了钱，给家里砌了砖房，让哥娶上了嫂子。拿妈的话说就是——长得帅，能吃么？

    男人没有啥手艺，除了干地里的活，干不了其它。可是粮食价格低，除去农药、化肥、种子，赚不到啥钱。就这样过了七八年，孩子也读小学了，家里仍然一贫如洗。

    苦梅对老公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一辈子也致不了富。

    男人却安于现状，不缺吃不缺穿，还要求啥呢？可是经不住苦梅天天纠缠，最后男人让步了，苦梅和她的表姐进城，一个去给人帮厨，一个当超市营业员。

    苦梅在超市，极认真。别人忙里偷闲玩手机，她没有。别人喜欢小喇叭广播，讲奇闻怪事，苦梅不知道。苦梅就像个机器人，陀螺似地转，特别热心给人介绍商品，帮老人购物。

    苦梅的勤奋和本分，换来了一个领班的岗位。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当上了领班，工资竟然是营业员的倍数，而且轻松多了。所以，苦梅工作更加认真。

    苦梅出事，是在一个周末。

    那天，她在商场巡视，检查工作，发现有一位叫巧芋的营业员偷吃话梅。如果偷吃几个，谁也不会发现，商品有一定的损耗率。但是规定是死的，营业员绝不能吃和拿商场的商品。一旦发现，轻则扣工资，补损失；重则开除，或送派出所。

    苦梅没有当场揭露巧芋，女人家谁不爱面子呢？

    把巧芋叫到办公室，给她倒上水，才说了自己看到的事。没想到，巧芋一百二十个不承认。她说：提奸捉双，拿贼拿赃。你既然看到了我偷吃话梅，为啥不当场拿住？现在，你是污蔑我！我和你没完。

    苦梅没想到好心没有好报，气得粗气红脸：这次就算了，如果我再拿住了你，你走人！

    苦梅只能这样说了。她知道，这些营业员，差不多全是乡下来的，拿着低薪，还要养家糊口，难呢。只要巧芋改了，这事就算了。

    苦梅和表姐合住的出租屋，表姐回来一般要一点左右。那晚，苦梅值晚班，回家时快十一点了，还在夜摊上吃了碗米粉。就在苦梅开门的时候，突然蹿出一位蒙面男人，把她踹倒在地，给她几拳，几脚，嘴上说：臭婆娘，懂事点，不要管得太宽。这次放过你，要是你再多嘴，把你脸划了！苦梅虽然来自农村，有一把力气，可是相对于男人，那是蚍蜉撼树。

    蒙面人走了，半天苦梅才起来，回到屋内，见腿上身上的瘀痕，忍不住哭了起来。不用想，这事肯定是巧芋干的，听说，她一人在城里，常和些不三不四的男人鬼混。所以，巧芋特别好打扮，身上也不差钱，上班极不认真。

    表姐回来的时候，见苦梅这副样子，问了半天，苦梅才嘟咙出来。

    苦梅并不怕巧芋，是怕巧芋勾搭上的野男人。为了安全，苦梅辞职了，经理挽留她，她坚决回家。孩子见她回来，高兴地溜到她怀里，就不离开。老公见她回来，嘿嘿直乐。

    伤不重，养了一周，就复了原。

    苦梅是个闲不住的人，经过三年的打工生活，她明白一个道理：要得富，开店铺。

    苦梅开了村里第一家超市，当然不能和城里的比，不过两间屋大，主卖副食和生活必用品。不用请人，自己和老公亲自干。货自己去进，晚上做台帐。

    乡里人虽然计较价钱，但绝不会偷东西。一个月下来，挣的比她在城里打工还多一倍。

    苦梅家渐渐富了，有了彩电，有了冰箱，还给老公买了摩托，进货也方便。至于田和地，只种谷子、蔬菜，剩的种树。

    她家没有种其它树，只种苦梅。人们不太理解，苦梅也不解释。乡下人都知道，苦梅味酸、涩、平，敛肺、润肠、生津、解酒，良药呢。村里人常来讨用，苦梅一概白送，尤其那些爱喝醉酒的男人们，她们嘴上还要占便宜：苦梅，吃你呢！

    苦梅的脸上，全是笑。嘴上说：吃我？酸死人！

月光满地

马新朝

    翻开唐诗宋词，翻开元曲，几乎满篇月光，中国古代文人，鲜有不写月光的。月光历世照着我们，总是那样如期的圆，如期的缺，那样的清辉，那样的如水。

    只是近些年来，我见得它少了，模糊了。它缓缓隐退于我的生活，数月，经年，没有看到它在窗前升起。它曾是那样皓皓满天，现在它怎么了，我已很难见到它。然而，我知道它仍在，仍存在于天空，存在于我内心的某一角落，却已锈迹斑斑。

    是夜，我好像听到了它在微弱地喊我，我的身体感觉到了它，它用无声的嗓音喊我，用盈盈泪光喊我，用不存在的小手触摸我。我缓步登上楼阁晾台，向天空望去，可它在哪呀？前面一栋黑糊糊的大楼，遮住了半个天空，我看不到它。

    我脱下便衣，换上西装，换上皮鞋，下得楼来，直奔市区的紫荆山公园，因那里地势相对开阔，建筑物又少，接近自然。我穿过车流如水的金水大道，那些没有烧透的汽油味与尘土味，混合在一起，在空气中漂浮迷漫。在一人造小山上，我看到了它，它在东边群楼的缝隙中，左冲右突，艰难地上升。它怎么了？竟有些黯淡，也小了许多，全然不像旧时月。我看到它的脸，有不易察觉的愁容和倦意，它病了吗？那么无力、微弱、无奈，像老人被无边暗哑所围绕。它淡淡地照着我，照着我身边的假山、沉睡的石头、无语的松粕，用它的残缺唤醒着我体内的残缺。多年了，月光渐远，我一直生活在没有月光的生活中，那无边的琐碎、烦恼、不安，遮蔽了它。谁能说没有月光的生活不是一种残缺。

    我童年的月光，可不是这个样子。

    彼时，月光是明亮、洁净的，一尘不染，尚带有原野上植物那丝丝的甜味。在南阳盆地腹地，一个小村庄中，木格子窗内，煤油灯结着浅浅灯花，我和李白、杜甫、陆游等我所敬仰的诗人先贤，频频相会在一本本发黄的书里。每每抬头，向窗外望去，满院皆是月光，那月光像水，似银，从高空流淌下来，在地上铺厚厚的一层，把方方正正的小院子撑满。枣树叶子一明一暗，像无数闪动着的小眼睛。蛐蛐在墙角处鸣叫，青蛙声在村边此起彼伏。村西就是终年流清着的润河，水草浮动，鱼虾成群，清澈见底。此时，正无声地把大片大片的月光，运向不知道的远方。我的母亲和邻居家的三婶，坐在院中纳鞋底，她们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月光带着高天的凉意和香气，游走在她们中间，她们便成了月光的雕像。此时，月光已融入了我的身体，融入了我的生命。它照在土地上，因此也就变成了土地；它照在村舍里，因此也就成了村舍。后来，无论我到何处，在有月亮的晚上，我总要留意向天上看去，月亮就成了我的一个情结。只是我很纳闷，为何再也看不到故乡那样明亮、干净的月光了。我所看到的月光，总像是掺了某种不洁的杂质，某种病态。这是为什么呢？莫非若古人所说：月是故乡明。有一次回乡，我故意选择了有月光的日子，目的是看月，寻找往昔失去的月光。奇怪的是，故乡的月光也同样含有杂质和病态。一次，我把这种对于月亮的感觉说给一位朋友听，他说他也有同样的感觉，说罢，二人相对无言，心中有着深深的失落。

    一个人，要深人月光，首先要有一种心境成为月光，才能感受月光，月光需要人的配合与栽种，才能长出更为繁茂甘甜的如水似银的月光。只是现代人无法深入到月光的内部。

    何处才能找到我幼时的月光？

戎装在身

孙晓青

    北京正是盛夏，我却想到一个冰雪世界的故事，但愿能给酷暑中的人们带来一丝清凉。

    2001年冬天，解放军某部机炮一连奉命开进帕米尔高原，在海拔四千三百多米的红其拉甫边防一线扎营。山沟里流淌下来的水冰冷刺骨，战士们每天早晨起床洗漱，头发沾水结冰，没几天手便皴裂了。可军装却不能不洗，巡逻执勤，摸爬滚打，作训服容易脏，洗起来手生疼。

    连里有个新兵小吴，来自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一个侗族之家，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小号军装穿在身上还显大。看到战友们为洗军装打怵，小吴不禁想到家乡人劳作时常戴的一种胶皮手套。十八岁生日那天，他给家里打电话，父母不在，电话是小姨接的。

    “老二，今天是你的生日，想吃点什么好的，姨给你寄。”小吴在家排行老二，家人之间不称姓名，都这么“老二，老二”地叫他。

    “小姨，部队伙食不错，别寄吃的，能不能给我寄点手套？”

    小姨很敏感：“是不是很冷？”

    小吴把情况简单说了说，但是没提零下30摄氏度的事。他觉得，提也没用，家乡人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滋味。

    小姨说：“没问题，我马上给你买副皮手套寄去。”

    “那倒不用，部队发了皮手套。”小吴说：“我想要可以罩住半截胳膊的胶皮手套，就是你们干活儿时戴的那种防水的。”

    小姨感到好奇：“你们当兵的戴这种手套干什么？”

    小吴解释说，山上很冷，洗衣服时先戴上线手套，再套上这种胶皮手套，手就不会皴了。小姨笑着答应了，但马上又被一个数字吓着了：“九十双？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如果太少，这个用那个用，很快就会坏掉，我想送给全连每人一双。”小吴的父母外出在广东打工，家里并不富裕。

    小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老二，你长大了。”

    十多天后，九十双胶皮手套加急寄到红其拉甫。

    在连队，小吴最佩服黄排长。他有颈椎病，家里寄来的偏方草药，都是排长帮他敷；他的字写得不好，也是排长给他布置作业，让他每天端端正正写五百个字；排长不仅自学英语，还经常推荐好书，在排里发起“写日记、看好书”活动，要求大家利用训练执勤的间隙，学一点有用的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排长的影响下，小吴有了学习的紧迫感，自费订了四种杂志，打算退伍后继续上学，多学知识。

    父亲得知他的这个想法后很高兴，来电话说：“老二，你想念书我支持，我再去广东打工，给你挣出学费来。”小吴回答：“爸，从当兵那天起，我就决定将来自己挣钱，自己攒学费。”父亲一愣，继而也像小姨那样，在电话上说了一句“老二，你长大了。”

    当时，小吴的哥哥在湖南省怀化市上农校。为减轻家中负担，小吴当兵后，经常往哥哥的银行卡里打钱，哥哥很感激，不止一次地表示：将来我成功了，一定加倍补偿。小吴说：“哥，偿什么，我没有失去什么呀！”他把这事讲给黄排长听，排长同样表扬他说：“小吴，你真的长大了。”

    小姨、父亲、排长都这么说，这让陶醉于自己“长大了”的小吴很自豪。当兵以来，他的身高从一米六三长到一米六六，可军装还是显得有点大，而且那张圆圆的娃娃脸，笑起来还是一副孩子样。我端详着这张纯真可爱又黑里透红的士兵面孔，仿佛读出了一名士兵成长的印记。

    像小吴这样的年轻士兵，我在南疆边防见过许多。高原艰苦，斗争复杂，无论翻山越岭巡逻，还是爬冰卧雪潜伏，对他们来说几乎就是家常便饭；有时参加国防施工，一些三四十岁的精壮民工都不愿干的重活，却被这些看起来还是孩子的士兵扛在肩上。这不能不让我思索：他们的信念、意志、力量、勇气究竟从何而来？这些士兵，入伍前大多是农家子弟、青年学子，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山村、一片平原或者一座小镇上，尽管他们也知道国家这个概念，但是未必清楚自己与国家的关联。然而一旦穿上军装，来到边防，他们就像换了一个人，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懂事了，成为和平生活的守望者，国家安全的保卫者。他们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转变：从农民的儿子、工人的儿子、教师的儿子、干部的儿子、商人的儿子，成长为国家的儿子。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吴，但我始终记得这个喜欢说自己“长大了”的可爱的小兵，记得他穿着那套有点大的军装努力做出成熟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