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 立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大盛今晚在一号楼西餐厅设宴招待我们—－他的中学同学。

大盛人没到笑声先到了。听到孙大盛的笑声，先到的同学们松散的身体突然地紧张起来，连看起来平静如水的谢兰英的腰身也微微地挺了挺，我原来是不想站起来的，但我身体自己站了起来。

孙大盛在我们眼前出现了，只见他上身穿一件金黄色的半袖T恤衫，下穿一条黑裤子，肚子有点凸，他的头发一根是一根，看起来十分珍贵。我只觉得眼前这个人不是从那个偷樱桃掉到我家猪圈里的孙大盛成长起来的，就像一匹老驴是不可能从一头牛犊子成长起来一样。

孙大盛和大家打过招呼，笑眯着眼，站到谢兰英面前。

“‘小茅房’你把谢兰英管得太严了吧？”歪着头问

“小茅房”动作夸张地说，"你看看我样子，哪里能管得了她？"

"有什么冤屈尽管对我说，"孙大盛紧盯着谢兰英的脸道，"本官为你做主！"

孙大盛又笑眯眯地对着我走来。我本来想喊他一声"弼马温"——这是上小学时我亲自给他起的外号——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魏大爪子，你今晚上可是焕然一新啊！"孙大盛用手捻着我的衣袖，笑着说，。

众人哈哈大笑。

孙大盛招呼着众人说，“坐下坐下！”他拍拍身边的椅子，说，“谢兰英，你靠着我坐。”

谢兰英别别扭扭地说：“我坐在这里就行了……”

“不行，”孙大盛说，“现在讲究跟西方接轨，女士优先。”

“孙部长让你坐，你就坐嘛！”“小茅房”说。

“挪过去，娜过去！”董良庆把谢兰英拉起来，将她扯到孙大盛身边的待子上按坐下去。

一个美丽的服务小姐转到孙大盛身后，轻轻地问：“孙部长，喝什么酒？”

孙大盛扫了我们一眼，说：“老同学聚会，当然喝白酒！”

“我不喝白酒。”谢兰英说。

“你又扫兴！”“小茅房”瞅了谢兰英一眼。

小姐往每个人面前的酒杯里倒酒，谢兰英护着酒杯说：“我真的不能喝！”

“不能喝也得倒上看着！”孙大盛说。

孙大盛端起酒，说：“各位老同学，多年不见，这杯酒我敬你们，都干了！”他举杯一饮而尽。这点小酒算得了什么，我一仰脖子就干了，其他几个也干了，惟有谢兰英没干。孙大盛把她的杯子端起来，举到她的面前，说：“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是不是？”

“我真不会喝……”

“你会不会喝水？”孙大盛问。

“喝水当然会了。”谢兰英说。

“会喝水就会喝酒！”孙大盛说。

“就是一杯耗子药你也喝下去，”“小茅房”恼怒地说。

“那好吧”，谢兰英说，“我豁出去了。”她端起酒杯，先喝了一小口，龇牙咧嘴地说，“真辣．”然后一仰头，就把杯中酒喝干了。

黄良庆端着一杯酒，转到孙大盛身边，说：“孙部长，我敬您一杯！”

孙大盛说：“酒桌上只有同学，没有部长，谁破了这个规拒就罚谁三杯！”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董良庆说。

“先罚！“孙大盛说。

董良庆连喝了三杯，然后又倒满一杯，说：“老同学，我敬您一杯！”

大家轮流向孙大盛敬酒。轮至。“小茅房”时，他自己先喝三杯，说：“我先罚了，孙部长，老同学敬您一杯！”

“这不行，”孙大盛说，“故意犯规，加罚三杯！”

“小茅房”连干三杯，说：“二三得六，三三见九，孙部长，现在可以敬您一杯了吧？”

孙大盛与“小茅房”碰了杯，说：“数学学得不错嘛！”

“我当了十年书店会计，当了八年副经理，还兼着会计！”“小茅房”似乎有点伤感地说。

“还好意思说，”谢兰英说，“你混出了个什么样子？”

孙大盛端起酒杯，说：“谢兰英，来，老同学敬你一杯。”

“我已经喝了三杯了，再喝就醉了。”

“知道自己喝了三杯就说明还没醉，再说了，喝醉了又怎么样呢？人生难得一次醉嘛！”

“对，人生难得一次醉，”“小茅房”说，“孙部长让你喝，你只管喝就是！”

“我真地豁出去了！”谢兰英端起酒杯就干了。

“谁都可以发牢骚，就是你‘小茅房’不能发牢骚！”孙大盛说。

“为什么我就不能发牢骚？”“小茅房”说。

“你小子把我们的校花拔了！”孙大盛说，“大家想想谢兰英在校宣传队那会儿……唱就唱，跳就跳，还能倒立着行走……全县的人民都知道一中有一个女孩子能倒立着在舞台上转十八圈！”

“老了……”谢兰英眼睛闪着光说。

“你不老……”孙大盛眼睛闪着光对谢兰英说，“怎么样，给老同学们表演一个？”

“你要让我出洋相？”谢兰英说。

“来一个……”孙大盛直盯着谢兰英，执拗地说。

“不行了……再说，我也喝多了……”

“大家鼓掌吧！”孙大盛说。

“真不行了……”．

“你真是狗头上不了金盘托！”“小茅房”说。

谢兰英站起来，说：“你们非要耍我的猴！”

“谁敢？”孙大盛说。

谢兰英走到那个小舞台上，抻抻胳膊，提提裙子，说：“多少年没练了……”

“我揭发”“小茅房”说，“她每天都在床上拿大顶！”

"放屁！"谢兰英骂着，拉开了架势，双臂高高地举起来，身体往前一扑，一条腿抡起来，接着落了地。但是没有停止，她咬着下唇，鼓足了劲头，双臂往地下一扑，沉重的双腿终于举了起来。她腿上的裙子就像剥开的香蕉皮一样翻下去，遮住了上身，露出了两条丰满的大腿和鲜红的短裤。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谢兰英马上就觉悟了，她慌忙站起，双手捂着脸，歪歪斜斜地跑出了房间。

（选自莫言短篇小说《倒立》，有删改）

香    伯

    香伯住在一幢很旧的老屋里。屋子坐落于一条很瘦的老街上。这间祖传的屋子，砖瓦破落，屋内屋外的墙壁，全都被“岁月的火把”熏得灰黑灰黑的，尽管“其貌不扬”，可是，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慕名而；老屋虽老可一点也不寂寞哪！

    到老屋的人，只有一个目的：买饼。

    香伯做的香饼，单是饼皮，便足以令人拍案叫绝：他们一层叠一层，脆而不碎，烤成很淡很淡的褐色，最上的那一层，还调皮的粘着几颗好似在跳舞的芝麻。充作饼馅的麦芽糖，软软甜甜且不说，最不可思议的是它不腻、不滞、不黏牙。

    香伯的一生，好像是为了做香饼而活的。 他姓什么，没人探问；他名唤什么人，没人关心；只是人人都喜欢他卖的香饼，所以，“顺理成因”地唤他作“香伯”。

    八岁那年，我随同父亲举家南迁，到新加坡落叶生根。香伯，就像是现实生活里的许许多多小人物一般，慢慢地从我生活的画面淡出，淡出了。长大以后，姻缘那一条美丽的线却把我和故乡人紧紧地系在一起。婆家在怡保，自此以后回返怡保省亲，便成了常年事务。

    有一回，一名姻亲送了一包香饼到婆家给我，说：“你尝尝，特地定的。那老头，生意真好，脾气可大呢，一面做饼，一面骂人！”

    我拿起了一个香饼，无意识地看。半圆形的香饼，呈淡淡的褐色，薄薄脆脆的饼皮，层层相叠；咬一大口，那薄若寒蝉的饼皮，依然一层一层若即若离地叠在一块；饼内的麦芽糖，不腻不滞不黏牙……

    我那份意愿，死亡了的记忆，立刻“霍”的一声复活了。

     “做饼的人可是香伯？” 对方一点头，我立刻便央她带我去看。

    香伯早已不在菜市摆卖香饼了，他成日成夜的窝在老屋里烤饼。烤好的饼放在铁皮饼干桶内，每桶10斤。凡是上门买饼的，必须拨电预定，香伯屋里放了一块大大的黑板，黑板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订购者的姓名和订购的数量，凡是不曾预先订购而冒冒然地摸上门去的，香伯一概不应酬。除此以外也将饼批发给附近的杂货店，不过呢，他有个凡人皆知的怪脾气：向他领货的人必须将领回的香饼，在同一天内卖完，借此以确保香饼的新鲜度。

    有时，他心血潮还会“微服出游”，查看别人有没有把他的饼卖完，倘若卖不完，下回去领货时，他便会让你领教领教他那好像石头一般又冷又硬的臭脾气。有人劝他把这种家庭式的香饼制作业“机械化、企业化”，他一口回绝。理由是：“机械死板板、硬邦邦，做出的饼干一个个好像穿上制服的木乃伊，连味道都带着机器那一股冰冷生硬的味儿！”

    有人见他孑然一身，劝他寻个伴。他倒是听了，一寻便是两个，不过呢，寻的不是老婆，而是徒弟。他收了两个年幼失学的小少年做徒弟，三个人“生死与共”地窝在老屋里做饼。可叹的是：小徒弟学得了三分功夫便以为自己是无可匹敌的“香饼大王”了。居然另起炉灶，自设分号。那些识货的人，不肯随意“屈就”，依然回返老屋找香伯。然而，许多没有尝过香伯“原装货”的，却傻傻的把“鱼目”当“珍珠”。两个小徒弟违背道义的做法大大地伤了香伯的心，原本孤僻沉默的他，变得更加古怪寡言了。他誓言此生不再收徒，所以，在暮年的岁月里，一个人留在老屋里，苦苦拼搏。

    姻亲带我到老屋去，远远的，便闻到了烤饼的香味。屋里，打着赤膊的香伯，正把搅好的麦芽糖放入擀好的饼皮里，他的神情，是这样的专注、是这样的虔诚，好似他做的是惊世骇俗的艺术品、是举世无双的雕刻品。

    夕阳通过了色漆剥落的木窗斜斜的照了进，浸在金色余晖里的香伯，像是一枚熟透了的柿子。尽管这枚表皮起皱、黑斑丛生的柿子已不再新鲜，可是，那种于内心的敬业乐业，寻求完美的精神，却是这枚行将腐化的柿子在这所光线暗淡的老屋里，焕发着一种炫人的亮光……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人世的形态》）

    这一天晚上，少安回家后不多功夫，就被父亲有点神秘地叫到院子里，把刘玉升要重建庙宇的事给儿子大约说了说。

    “我上了二十块布施。我品玉升的意思，想叫你多出点哩，因为你这二年赚了几个钱……”孙玉厚咄讷地对儿子说。

    孙少安有些生气地巴咂了一下嘴，对父亲说：“哎呀，我怎能出这号钱哩？就是你也不应该出！”

    玉厚老汉对儿子的态度大为惊讶，“你娃娃不敢这样！神神鬼鬼的事，谁也说不来！咱又不在乎那么两个钱。万一……”

    “万一怎？”少安看着父亲的可怜相，强硬地说：“我不会出这钱！哪里有什么神神鬼鬼！神鬼就是刘玉升和金光亮！他们愿干啥哩，和咱屁不相干！”

    第二天上午，少安产生了一个小小的愿望——想瞧瞧他的宝贝儿子。虎子这半年已经上了小学一年级。他很想在外面悄悄看看儿子坐在教室里的样子。

    孙少安怀着一种惆怅而激动的情绪，一个人慢慢遛达着。

    他习惯地走到原来的学校院子，却猛然意识到：学校已搬进了原二队的饲养院里！

    不过，他倒一下子无法把自己的双脚从这个破败的老学校的院子里挪出来。

    他看见，这个当年全村最有生气的地方，竟是这样的荒芜衰败了！【甲】院子里蒿草长了一人高，窑面墙到处都是裂缝，麻雀在 裂缝中垒窝筑巢，叽叽喳喳，飞进飞出，那副篮球架已经腐朽不堪，倒塌在荒草之中……这就是当年他上过学的地方！他的弟弟、妹妹，都在这里上过学。而现在，他的儿子却不得不离开这地方，搬到曾经喂驴拴马的棚圈里去念书了。这是历史的耻辱，也是双水村的耻辱。

    “不过，你孙少安大发感慨，可又给双水村做了些什么事？”有一个声音突然在内心中问他。孙少安怔了怔，忍不住仰起脸向天空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仅仅在这一刹那间，某种想法便不由地主宰了他的意识，他猛然想：是呀，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座学校重新建造起来呢？连神汉刘玉升都有魄力重建庙坪的破庙，我为什么没勇气重建这个破学校？

    一种使命感强烈地震撼了这个年轻庄稼人的心，使他浑身不由滚过了一道激奋的颤栗！

    好，你刘玉升修庙，我孙少安建校！咱们就唱它个对台戏！

    孙少安旋即走出这座颓败的学校院子，转而来到不远处的原二队饲养院。他蹑手蹑脚来到“教室”窗户前。窗户是临时垒的，栽几根粗糙的木棍，破麻纸被风吹得哗哗价响。他透过窗户上的破纸洞，看见姚淑芳老师正领着孩子们读拼音。里面黑乎乎的，一股牲畜的粪便味直冲鼻子。他半天才看见虎子背抄着双手，小胸脯挺着在念拼音。他鼻根一酸……

    孙少安拧转身急速地步出了这个破院子。他更加迫切地感到，他有责任让孩子们尽快和这个饲养院永远地告别，重新回到更好的环境中去念书。

    他直接去找他的朋友金俊武。俊武听他说了自己的打算，也很兴奋，立刻表示他将全力支持他办这件大事。两个人同时还商定，他 们也成立一个会，叫“建校委员会”，由少安任会长，俊武任副会长。少安表示，他准备拿出一万五千元。如果剩余下钱，还可以建立“奖学金”什么的。

    当天晚饭后，少安也神秘地把父亲叫到院子里，给他说了他的打算。

    玉厚老汉嘴一张，结果连什么也没说出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儿子连敬神的几十块钱都不愿出，却拿这么一大笔钱修田福堂震坏的 那个破学校！

    出乎少安意料的是，平时勤俭的秀莲却特别痛快地支持他搞这件事。事情由生病的妻子最后画了“圈”，就算敲定了。

    当天夜晚掌灯时分，少安一个人爬上了庙坪山。他蹲在山顶的梯田楞边，静静地环视着月光朦胧的双水村……

    此刻，他一下子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从少年时期的生活，一直想到了现在。噢，他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半辈子。他的后半辈子也要在这块土地上度过。往日的生活有苦也有甜。重要的是，他现在才感到腰板硬了一些。过去，日日夜夜熬煎和谋算的是怎样才不至于饿死，如今却有可能拿出一大笔钱来为这个他度过辛酸岁月的村庄做点事了。当然，比起一些干大事的人来说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可这是他孙少安呀……

    【乙】月亮是这样的皎洁，夜是这样宁静，村庄沉浸在睡梦之中，东拉河却依然吟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

    几天以后，孙少安要出钱重建学校的事件就传得家喻户晓了。于是，双水村出现了“今古奇观”：两个民间组织——以孙少安、金俊武为首的“建校会”和以刘玉升、金光亮为首的“建庙会”，叫人哭笑不得的是 ，许多人竟对这两个“会”同时都抱支持的态度。

（节选自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五十章，有删改）

天职

许行

    海尔曼博士的诊所远近闻名，在布拉沙市没有不知道他和他的诊所的。这个倔老头子，像他那把用最好的钢材做成的手术刀一样坚硬、锋利。

    一天夜里，一个小偷撬开他的诊所，将一点现金和几样珍贵的药物，放在提兜里准备带走。不巧，他在慌忙中撞倒了吊瓶支架，又被氧气罐绊倒，摔折了大腿，要跑也爬不起来了。这时，海尔曼和助手从楼上下来，助手说：“打电话让警察把他带走吧！”

    “不，在我诊所的病人不能这样出去。”

    把小偷抬上手术台，海尔曼连夜给他做了接肢的手术，并打上了石膏，直到在诊所里把他彻底治好才交给了警察。

    助手说：“他偷了您的财物，你怎么还如此给他治疗呢？”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又一天，一个女人护送一位在车祸里受重伤的人来到诊所。

    海尔曼一愣：“呵，是她！她早已徐娘半老，怎么还这般漂亮？”这是他被人夺去的爱妻。直到今天她在他的眼里，仍然具有不可代替的魅力。

    女人泪流满面地说：“海尔曼，亲爱的海尔曼，你还恨我吗？……为了拯救他的生命，我不得不来求你，你是全市惟一能给他做手术的人。”

    受重伤的人是他原来爱妻的后夫，就是这个人把她夺去了，当时就差点同他进行古老的决斗。

    海尔曼曾经受过他们的侮辱。现在这种场合的重逢，使他不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始终一言未发，只冷冷地反问一句：“列夫斯基夫人，你忘记我常对你说的话了吗？”

    “噢，你是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一个修补头颅骨的手术，让海尔曼站了十个多小时，最后晕倒在手术台旁。

    列夫斯基在伤愈后，夫妻俩在海尔曼面前忏悔地说：“如您不嫌弃，我们愿意为服侍您而献出余生。”

    “这是上帝的安排。医生的手术室里记住的只是他的天职，忘记的是个人的恩怨。”

    这件事更赢得了人们的敬重。

    这年，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占领了布拉沙。一个盖世太保头目，被波兰地下战士一枪打中了胸部。随军医生没人能给他做开胸这样的大手术，便把他化了装送到海尔曼的诊所。海尔曼一搭眼就认出了这个最凶残的德国刑警队警官，在这个城市里不知有多少波兰人丧生在他的枪口下。他心中猛然一震，暗自喟叹，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呵！

    海尔曼支走了所有助手和医护人员，他洗手，刮脸，重新穿好上教堂才穿的那套西服，罩上一件最新的白外套。然后拿起他最大的那把手术刀，一下子剖开了他的胸膛。他没有去找子弹，而是把手术刀插在他的心上……

    审判海尔曼时，德国人说：“你玷污了你的手术刀。”

    “没有，它用得其所。”

    “你忘记了医生的天职。”

    “没有，此时此刻反法西斯就是最高的天职！”他一字一顿，字字千钧，全市人都听到啦。

    海尔曼牺牲了。可城市到处都张贴着“天职”两个大字，不用再加其他文字，它就成了一条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反法西斯标语。时至今日，布拉沙还在最高的楼宇上，挺举着“天职”两个大字，谁都明白人们赋予了它更深远的含义。

（原文略有删改）

行将消逝的物语：油纸伞

李振南

    每当在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季节，深夜里听那淅淅沥沥、时断时续的春雨时，我的思绪便会穿越时空，抵达江南小镇的小巷和它的油纸伞。

    在我的脑海里，油纸伞是江南最美丽也是最遥远的一个梦了。记得儿时，在滴滴答答的雨帘下，我们撑开油纸伞，一爿爿烟雨葱茏的天地近在眼前，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田园风光纷至沓来，让人恍然进入梦境。现在，这个梦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只有在那些发黄的典籍里，还能依稀看到它们的影子，也只有在以假作真的影视画面里，能模糊地见到它们的赝品。

    油纸伞，它于何时何地发明，又是哪一个独具慧心的匠人所造，现已无从考证。但我想，油纸伞的出现，一定是在江南，被潇潇暮雨氤氲着的江南，很容易使人产生创造的灵感。于是，一把把油纸伞，从江南仄仄的小巷里走出，伞下的人或是明眸皓齿的女子，或是一袭青衫的书生，静静地在雨中沉思、遐想或踟蹰，那么宁静，那么典雅。或是两把油纸伞交错磕碰而过，蓦一回首，便擦出了爱的火花，产生了如水的柔情。正像在《雨巷》里徘徊的诗人，苦苦等待着眼睛里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也正像民间传说中的《白蛇传》里，因为油纸伞演绎了许仙、白娘子的一段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

    油纸伞走向乡下，肯定是《白蛇传》以后的事了。这种竹木结构，用纸糊成的雨伞，都无一例外地散发着桐油的漆味，芬芳但又有一丝刺鼻，那黄黄的颜色，温暖着打伞人的心。记得，小时候乡下农人的家里，多半都是有一把油纸伞的。现在，我想起来，我家也有一把手柄长长的油纸伞，虽然不知道使用了多少个年头，伞面也已破旧，然而孩提时每每撑开，总会有山水的味道，有亲人的味道，在雨中一路追随陪伴。

    我家的油纸伞属于祖传或是母亲陪嫁过来的，我至今仍不得而知。按照我们这里的乡风，油纸伞是“有子生”的谐音，是吉祥的象征。所以，过去在闺女出阁时，其父母总要送上一把油纸伞讨个吉利。我家门角里的这把油纸伞是不是母亲的陪嫁物，我一直没有问过，那时也不懂得问。

    过去，乡下的油纸伞，一般是妇女和儿童的用物，成年男人的遮雨工具是箬笠、蓑衣，他们讲究的是实用，不需要诗情画意的伞。我儿时使用油纸伞都是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又大又笨重的油纸伞，有时候我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将它撑开。在斜风骤雨中，油纸伞和人都晃荡在乡间泥泞的土路上，这时，雨模糊了视线，风吹淡了田园的颜色，雨和伞构成一组天然的乐器，雨在伞背叮叮咚咚地敲打着音乐，此起彼落，使寂寥中的行人有了一份乐曲的慰藉。

    油纸伞仅陪我走过童年和少年的时光，尼龙雨衣出现后，它便被搁置在每户人家的墙角、厨房而渐渐地破损、霉变，直到永远消失。如今，油纸伞早已被式样繁多的自动伞、折叠伞取代，它们做工精细，如五彩的花朵在大街上、小巷里、阡陌中次第开放。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尽管它们源于油纸伞的构想，是油纸伞的沿袭，但已缺乏了油纸伞的诗意。因为它们没有了木质的湿润，油纸的芬芳；没有了其张开时的热烈、坦诚和闭合时的羞涩、含情脉脉，缺失了一个民族的古典情怀。所以，当若诗若梦的油纸伞逝去后，我们就再也无缘读到一首像《雨巷》那样令人心澄眼热的诗歌和《白蛇传》那样缠绵悱恻的故事。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许多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比如如何概括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先进还是落后，是否需要改造？也有人说并不存在什么国民性，这是个伪问题。我想这要看对“国民性”这个词怎么来解释。如果把中国人的国民性解释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点，或者说是中国人普遍的特点，这是很难成立的。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农业民族，有牧业民族，还有以狩猎或采集为业的民族，以哪个民族为例，或者以哪个地域的人为准呢？中国的历史又这么长，拿哪一段来考察和分析呢？很难着手。不要说历史上的事情不能简单地看和说，就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其特点也肯定是跟改革开放之前不同的；这还只是几十年的时间呢。因此，从中国历史来看和说中国人的国民性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不是说事情不容易做就不做了，回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会产生一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汉族，或者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其他民族，或者采用同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口，比如说农业人口，生活在一个地方，总是会有一些共同性的。上海人和广东人，二者有没有一些共同点呢？还是有的，但不一定要扯上“国民性”这个名字。中国农业社会中不同地域的人口，长期以来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共同性？我想如果这样来讨论的话，话题是可以展开和深入的，因为特定人群中人的共同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若要讲国民性，就应该讲一定范围内，即一定的时间、空间内一个群体的共同点。

我们以前讨论国民性也好，讨论地域文化的共同性也好，往往容易表现出以偏概全、笼统含混、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倾向，或者是以前人的某些言论作为论据，或者是拿某些书面记载的引述代替实际情况调查。比如，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尊老爱幼的之类。请问：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不是尊老爱幼的呢？很多学者强调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说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强调集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往往只是前人的一些言论，并无科学实证。有人就说日本人一个人是一条虫，几个人是一条龙，而说中国人是倒过来，一个人是一条龙，几个人就是一条虫了。这是说，往往一涉及国家和民族，有些国家的人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团结，但我们是不是确实都是这样呢？这就提醒我们，考察地域文化共性，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人的话，不能仅仅根据个别例子，而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要拿证据来说话，要作社会调查，特别是抽样调查。比如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就应该说出在哪些方面我们讲礼、那些方面讲仪、有哪些礼仪、讲的程度怎样、有多少人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拿一个参照物，比如拿日本、韩国、美国或者法国来比较，这样才能够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

讲国民性也好，讲地域人文特征也好，我们以前用得比较多的办法是找典型，把典型找出来，用典型作代表。但问题是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要找典型，几乎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你所需要的典型，但要找一个相反的典型也绝对能够办到。比如说学生厌学，你有典型，我就给你找一个勤学的典型；说有钱人为富不仁，你有典型，我也可以给你找一个富而慈善的典型。

光靠找典型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就再加上一个理论，就是说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你看到的那么多，其实还是支流；我举出的例子虽然少，却是主流。许多工厂停产了，还说这是支流，主流是个别厂家还在生产。你说社会道德不行了，我找几个拾金不昧、舍己救人的人来给你看看，这才是主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要分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但在信息不充分公开的情况下，谁有资格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呢？

有些事情表面上看是作了调查的，反映情况的、发表意见的，有名有姓，其实不然。古代中国长期的专制统治，使被统治者不得不说假话，否则就难以生存。例如皇帝“赐”大臣死，受死者还要下跪谢恩；其实并不是真的感谢皇帝叫他死，而是害怕影响家人、祸延子孙。要是将表象当作事实，那就要上当。今天的现象往往是历史现象的延续。如果我们就某个敏感的问题到路边作调查，你向路人提问，请他谈谈看法，他可能会说反对；要是你又说你是某家电视台的记者，将镜头对着他，他可能马上改口，说这件事很好。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呢？前后矛盾又说明什么呢？

很多历史记载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实情况，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我们用科学的方法，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广泛搜集材料，对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人群作全面考察，这样的考察才可能成为讨论所谓国民性或者地域文化特征的基础。

（摘编自葛剑雄《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