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汉、晋以来，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立定分，以至于灭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于私爱，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今诸王承宠遇之恩有过厚者臣之愚虑不惟虑其恃恩骄矜也。昔魏武帝宠树陈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闭，有同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从而畏之也。此则武帝之宠陈思，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而每年别加优赐，曾无纪极。俚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圣创业，岂惟处置见在子弟而已，当须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赐物百段。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给魏王泰府料物，有逾于皇太子，上疏谏曰：“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 ， 道亚霄极，甚为崇重，用物不计，泉货财帛，与王者共之。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而先王必本于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伏惟陛下功超万古，道冠百王，发施号令，为世作法。一日万机，或未尽美，臣职谏诤，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传》曰：‘臣闻爱子教以义方。’忠、孝、恭、俭，义方之谓。昔汉窦太后及景帝并不识义方之理，遂骄恣梁孝王，封四十余城，苑方三百里，大营宫室，复道弥望，积财镪巨万计，出警入跸，小不得意，发病而死。宣帝亦骄恣淮阳王，几至于败，赖其辅以退让之臣，仅乃获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愿恒存礼训，妙择师傅，示其成败。既敦之以节俭，又劝之以文学。惟忠惟孝，因而奖之道德齐礼，乃为良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太宗深纳其言。

（节选自《贞观政要》）

    俞通海，字碧泉，其先濠人也。父廷玉徙巢。元末，盗起汝、颍。廷玉父子与赵普胜、廖永安等结寨巢湖，有水军千艘，数为庐州左君弼所窘，遣通海间道归太祖。太祖方驻师和阳，谋渡江，无舟楫。通海至，大喜曰：“天赞我也！”亲往抚其军。

    通海为人沉毅。治军严而有恩，士乐为用。巢湖诸将皆长于水战，而通海为最。从克宁国，下水阳，因以师略太湖，降张士诚守将于马迹山，舣舟胥口。吕珍兵暴至，诸将欲退。通海曰：“不可，彼众我寡，退则情见，不如击之。”乃身先疾斗，矢下如雨，中右目，不能战，命帐下士被己甲督战。敌以为通海也，不敢逼，徐解去。由是一目遂眇。

    友谅大举围南昌，从太祖击之。遇于康郎山，舟小不能仰攻，力战几不支。通海乘风纵火焚其舟二十余，敌少挫。太祖舟胶，友谅骁将张定边直前犯太祖舟。常遇春射中定边，通海飞舸来援。舟骤进水涌，太祖舟得脱。而通海舟复为敌巨舰所压，兵皆以头低舰，兜鍪尽裂，仅免。明日复战，偕廖永忠等以七舟置火药，焚敌舟数百。逾二日，复以六舟深入。敌连大舰力拒。太祖登舵楼望，久之无所见，意已没。有顷，六舟绕敌舰出，飘摇若游龙。军士欢噪，勇气百倍，战益力。友谅兵大败。师次左蠡通海进曰湖有浅舟难回旋莫若入江据敌上流彼舟入即成擒矣遂移师出湖水路结衢友谅不敢出，居湖中一月，食尽，引兵突走，竟败死。是役也，通海功最多。师还，赐良田金帛。

    从徐达平安丰，又从克湖州，略太仓，秋毫不犯，民大悦。围平江，战灭渡桥，捣桃花坞，中流矢，创甚，归金陵。太祖幸其第，问曰：“平章知予来问疾乎？”通海不能语。太祖挥涕而出。翌日卒，年三十八。太祖临哭甚哀，从官卫士皆感涕。

（节选自《明史·列传第二十一》）

①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②其闻道也固先乎吾  ③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  ④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⑤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⑥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⑦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⑧其下圣人也亦远矣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 ， 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获画地学书。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日“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匆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令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谢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日文忠。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

(节选自《宋史•欧阳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