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张元济（1867—1959），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总理衙门章京等职，支持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张遭“革职永不叙用”，后经李鸿章介绍，入南洋公学（近代著名官办高等学堂，今上海交大前身）任译书院主事兼总校，开始编译出版教材和参考书籍，实现了人生第一次跨越。在这期间，张元济主持出版的最有影响的书籍是严复翻译的《原富》（即英国亚当·斯密著《国富论》）。

1902年张辞去南洋公学职务，到商务印书馆筹建编译所。至此，张元济实现了人生第二次大跨越。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行，教育改革思潮再次兴起，编写得体、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教材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张把握住了历史机遇，1903年推出中国第一套现代教科书——“最新教科书”，1912年又推出“共和国教科书”，为变革中的国家确立了全新的文化标准。

——据张人凤《戊戌到辛亥期间的张元济》等

材料：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热潮，形成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一种以陈恭禄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其主张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中国在西方冲击之下不断调整自身，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另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其认为应把中国近代史视为西方殖民势力不断入侵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及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

你如何看待上述两种不同的史学话语体系？请运用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进行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充分，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尽心章句上》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荀子·富国》

材料二  近代以来，魏源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潮作为引入西学的桥梁，梁启超等曾经将《明夷待访录》等书多次偷偷翻印，以此作为宣传民主的材料。梁启超高呼《明夷待访录》比《民约论》还要早数十年，康有为、谭嗣同等也都对《明夷待访录》等民本思想代表作极为推崇。不但维新派对黄宗羲的民本思想极为推崇，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将之看作是提倡民主革命的先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相对较小的孙中山也曾评价“惟有黄梨洲先生，空传忠孝，卓萦能文章，高瞻远识，超越千古”。

——摘编自允春喜《近代中国民主进程中对民本传统的再诠释》

材料三  中国传统儒家认为“民惟邦本”，黄宗羲虽然将民本推到了极致，具有了民主的色彩，但其政治哲学思想仍然没有跳出孔孟民本的思路和范畴，与西方民主在政治理念上所坚持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是有明显区别的。

——摘编自朱宏军、张厚军《中国传统民本与西方民主之比较》

材料一：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东北是双方陆上交锋的战场，就中国东三省部分地区而言，“自旅顺以北，直至边墙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纵横千里，几同赤地。”。这场战争改变了东亚政治的权势格局，而作为战场主人的中国却宣布了“局外中立”，从中国传统看是失道，失去了统治的合道性；从新引进的西方国家观念看是不能捍卫主权，也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同时，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在变革者看来，是立宪战胜了专制，是为黄种人争了口气。

——摘编自《晚清最后十八年》

材料二：正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带来的痛彻的亡国危机，促成了科举的废除。没有这场战争，则清延之统治合法性不会发生严重违纪，则不会如此“痛快”地屈服于袁世凯等人“逼宫”式的奏请；袁世凯等人也不敢在奏折里将废除科举与“开启民智”相提并论。清延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不改革则不能救国，不能救国则清廷亦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据统计，1905年中国新学堂已达到8277所，学生为258873名。新式学堂、新式学生和由此而产生的新式学制，既使废除科举制的时代要求显得更加迫切，又为社会准备了科举废除后所需的替代物。同时，清政府里原先坚持八股取士的顽固大臣或被处死，或被贬职，而力主废除科举制度的袁世凯等人却地位上升，从而为这一时期的废科举运动提供了可靠的权力保证。

——郑大华：《文化与社会的进程——影响人类社会的81次文化活动》

材料三：1905年的那一纸诏令可视为投入水面的一颗石子，它的震撼如同水波，在辛亥以后的数年乃至数十年间层层荡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到民初中国的军阀混战、威权真空，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混乱，尊孔复古的潮流与“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的浩叹；一面是学堂学生、留学新贵在政治与学术舞台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面是最广义的科举遗民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中用心深苦的退避或抵抗；既有身历其间的反思。也有历史前行中人们对于遗落传统的回归。废科无论作为一种政治结构的巨大转型，还是作为意识形态、文化脉络、社会秩序的重组，都体现了这一事件对于中国的悠远影响。因此将虚科置于一种加长时段的范畴内，留意事件的发生及其演绎过程，则有助于理清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有关“中西新旧”的复杂故事，而这些都将是后续的功夫了。

——杨国强：《近代中国社会研究》

材料一：从社会政治来说，太平天国搅乱了整个封建制度，这种搅乱是统治阶级永远无法平复的。由此，间接地促使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治的自立倾向。这对于削弱中央集权起了很大作用，原来的政治体制就不能不发生变化。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本是对于太平天国搅动天下的反应，但由此发生的制度递嬗却又不是最初作出反应的人们所预料得到的。庚子与辛丑之间的东南互保是有清270多年未见之局，然而追本溯源，其始点却起自太平天国的影响。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但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地方士绅势力日益强大。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摘编自李细珠《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