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

——《汉书》

材料二：本朝（宋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朱熹《朱子语类》

材料三：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宋)太祖既得天下，召普(指宰相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因何也?普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末)以来，战衅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方镇(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二：由于山川形便原则是促成地方割据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从秦代一开始，统治者便有意识地采用了犬牙交错的原则与之相抗衡。隋唐时期之所以强调山川形便原则，是因为隋郡，尤其是唐州比秦郡小了许多，也不可能造成割据。但即使这样，犬牙交错原则在隋唐也没有完全被放弃。(元代)这一原则更发展得淋漓尽致。

汉武帝元封五年置十三刺史部，9部在北，4部在南。西晋前期19州，南7北12。至唐贞观元年，分全国为10道，正好5道在南，5道在北。北宋元丰时期23路，南方占14路而北方只有9路。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

    材料  宋代科举中朝廷分配给各州郡的录取指标，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固定的。“东南州军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因此，冒户现象较为严重。开宝五年，宋太祖下诏：“诸道举人，自今并于本贯州府取解，不得更称寄应。如从化外至者，先投牒开封府，奏请得旨，方许就试。”据《贡举条例》，仅有户籍还不行，颁实际居住在本贯才合格，“虽有户籍久离本贯者”，则要有命官担保方可。南宋绍兴十一年，新增加了对考官的户籍审查。朝廷命各路转运司在乡试前，先行登记各州长官的户贯情况，禁止本地人充任本地主考官和监考官，以防利用亲属和乡党关系作弊。宋代科举户籍制是科举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保障机制，发挥着维护科举质量和选拔程序的作用。——摘编自程民生《论宋代科举户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