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01年，梁启超将中华文明的历史概括为“三个中国”，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第一阶段，自黄帝到秦统一。“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中国开始与周边民族进行交往。第二阶段，自秦统一至清代乾隆末年。“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中国与亚洲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最为频繁，中国对外交往的范围也大致限于亚洲，尤其临近中国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深受中华文明的熏陶。第三阶段，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中国人开始放眼世界，不再以天朝上国自居，而是以全世界为坐标系来探寻自身的定位，即为“世界之中国”。

对材料中梁启超的“三个中国说进行探讨”。（要求，可以分别对其某一说进行探讨，也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观点进行探讨，在探讨的时候，可以为其观点予以阐释或论证，也可以对其观点进行修正或提出自己的的看法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宋明理学重建了人的哲学。不以鄙陋之心看人类，而以其价值理想看人类，人类的真正价值便显现出来。理学的根本精神可以用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不朽格言为代表，强调人的历史使命感。宋明理学对培养气节操守、重视品德、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理学成为古代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维护了专制主义的等级秩序，以一整套规范压制和扼杀人的本性，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对于其正负面效应，我们应当具体地历史地加以分析。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交换的主体双方必须作为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出现在市场上，否则市场不可能发展起来，于是人生而平等就成为最基本的观念。近代以来，由洛克、卢梭、康德、斯密等资产阶级先驱思想家建立了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他们认为，第一，人生而自由，这是人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也就是人具有同样的平等的自由权利。第二，在社会实践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具有平等的法律权利。第三，自由首先是个人的自由，个人是自由的本位，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优先原则。然而，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制度后，无休止的战争和掠夺，对落后民族的惨无人道的屠杀，劳动阶级的极端贫困，统治阶级的腐败与堕落，使追求平等的人类仍然生活在不平等的社会之中。

——摘编自关晓丽《两种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核心价值观差异探析》

材料三：辛亥革命后，共和国建立起来了，但是中国社会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革与进步。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于失望之余，继续探求救国之道，终于获得了新的觉悟，深感以往努力的方向，过于偏重西方形式的模仿，未曾触及西方立国的根本精神。变革政治，首须变革社会，变革社会，首须变革人心”，（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亦即必须清算阻碍社会进步的传统价值观。

材料一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后期，产生了一批杰出的社会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黄宗羲认为，过去封建圣王提倡“崇本抑末”之道，仅仅是为了满足官廷贵族和佛巫倡优的享乐和消费，应当加以“痛绝”，开“救弊之端”。王夫之说：“大贾富民，国之司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要“惩墨吏，纾富民”，即惩治那些压抑和侵夺商贾的“墨吏滑胥”，扶持工商业者。

——唐宇元《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经济思想》

材料二 戊戌时期，梁启超为近代实践辩护的一般方法是，根据时代的要求(“按今”)，借鉴西方的方式(“采西”)，打通传统的气韵(“通古”)。戊戌时期梁氏等人在万分急迫，近乎绝望的民族生存危机中，奋其全力，努力建设一个适应世界大势而又接通传统脉路的近代民族国家，终于使戊戌变法运动成为一场极具原创性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建设运动。

——龚郭清《近代民主追求与传统资源利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