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在时光里的生命片刻

裴鸽

    人们常常把一些小事抛在脑后，一些生命的片刻烙印在时光的尘埃里，我们可以试着忽略，但这些微不足道的事却一点一滴形成一条链子，将你与过去连在一起。

    十一岁

    初冬的早晨，屋外还是一片漆黑，充溢着暖暖的灯光的厨房便成为世界的中心。睡梦中的我隐约听到窗外大扫帚掠过地面的唰唰声，接着在屋里往往会有“啪”的一声，因为妈妈常会在经过小仓库时碰掉一两个玩具。然后我能想象到腰椎不好的妈妈绝不会弯腰，而是蹲下来，拾起掉落的玩具，摆回原处。她会迈着花仙子般轻盈的步伐进入厨房，当然不是那种小精灵了，应该是睡美人的精灵婶婶。

    水龙头的流水声，燃气灶被拧开的声音，盖上锅盖的声音，水被煮沸的声音……掀开锅盖，水汽弥漫，犹如精灵山谷的密林晨雾。水被倒进碗里，是山谷绝壁上飞流直下的瀑布，蒸腾着“白烟”，激荡着水花。然后是磕鸡蛋的声音，打蛋时碗筷撞击的声音。突然，一切声音戛然而止。一秒、两秒、三秒，筷子缓慢搅水的声音渐渐传来，我松了一口气。想象到前几秒，鸡蛋沿着碗壁滑入水中，像一大束阳光徐徐流下来，渗入透明的泉水中。鸡蛋几乎是在一瞬间转化成一团团软绵绵的淡黄色云朵，飘来飘去。我咽下口水，半眯眼睛，沙发左端的爸爸像一个魁梧版的“长妈妈”，摆个大字，睡得正香。爸爸的胃病没养好前，妈妈每天早晨都会给他冲一碗鸡蛋。我想起爸爸的手总会在严冬中被冻出几道小伤口，他站在柜台里用粗糙的手指认真地摆弄玩具上的小轴承的画面，我永远也不会忘。

    我们的路上有对彼此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还有对社会的责任。

    沙发上的那个孩子翻了个身，缩回了在爸爸啤酒肚上取暖的脚，又酣然入睡。

    十五岁

    雨，又是雨。秋夜本该是爽朗惬意的，可是今天例外。车窗外，一棵棵法国梧桐缓慢地向后移动，黄绿参半的叶子在冷冷的夜雨中显得格外诡异。路灯点点昏黄的光悬浮在空中，商场的广告牌在远处发出刺眼的白光和红光。我能清楚地看到车前的每一滴雨珠，在灯光和黑暗交接的地方，凭空射出了一簇簇的白色蛛丝。雨声、树叶声、鸣笛声、汽车驶过水层的声音无一例外地从窗外闯进来。

    我躺在妈妈的怀里，盖着外套，刚脱下来的，有点湿。“妈——我鞋都湿了！”我懊恼地抱怨。妈妈本能地直起身，要帮我脱鞋，这一动作让冷空气瞬间侵入我背后，刺激得我打了个寒战。她刚松开的手又搂紧了我。“快脱了！脚不能沾凉水的。都多大了，鞋湿了还不知道自己脱吗？”我只得磨蹭着双脚将两只鞋踹掉。“也不知道北京下雨了吗……”妈妈又开始皱眉了，她平常没表情的时候，额头两眉中间也会有凹痕，现在更深了。“你哥当时走的时候就没带伞，也不知道记不记得买把伞。”我还没说话，爸爸突然回答说：“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一个男子汉还怕淋点雨吗？”说着掏出了手机递过来，“你要是实在担心就打个电话问问吧。”我接过手机，解开锁屏，刚准备按下拨号键，突然发现主页面的时间显示栏下面有每日的天气预报。“多云转晴，温度7℃～12℃，1~2级西风”，它显示的所选定预报城市不是我们的城市，而是北京——哥哥上学的城市。

    原来每个人的路都承载着他人的期待，你走每一步都牵动着爱你的人焦灼的目光。

    一条未查看的短信被我点开，上面说：“爸，晚上有雨。”

    ……

    我有过这样一些记忆，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但有时候，开始也是结束，而结束恰恰又是开始。梭罗说：

    谢天谢地，世界并不仅限于这里。

（节选自裴鸽的《选择存在》，有删改）

黑夜里移动

陈思宏

    漆黑的夜里，找光。

    柏林有一家餐厅，名为Nocti Vagus，此为拉丁文，Nocti为“黑夜”，Vagus为“移动”，意即“黑夜里移动”。

    这是一家没有光的餐厅。

    春夜微寒，我和T走进这家餐厅，室内明亮温暖，与一般餐厅无异。服务生马上过来招呼，帮我们挂外套，问好，闲聊。所有的服务生都是盲人。我们坐在等候区看菜单，招呼我们的服务生是个年轻的女孩，她的脸一直朝向我们，笑容和煦。她向我们推介海鲜，说自己是个爱吃鱼的人。前菜、主菜、点心点妥，餐后还有咖啡跟甜点，服务生接着解说待会儿入座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首先，我们必须把身上所有的光源全部关掉，用餐时严禁拍照。服务生开始给我们做心理建设，等会儿进入的用餐区是彻底黑暗的，但请不要惧怕，虽然餐厅里完全黑暗，但设有特殊的感应系统，安全逃生门也很齐全，让客人可安心用餐。

    在服务生的带领下，我们和另外一组客人一起进入一个光线幽微的区域，这是一个过渡区，让我们从明亮走入幽暗，视觉慢慢习惯弱光源，准备迎接黑暗。服务生请我抓住她的手臂，跟着她走。我尾随着，连续掀开数个帘幕，终于走进了用餐区。我身体突然静止，不敢迈出下一步，因为这里头，果真，完——全——没——有——光。服务生轻声说：“跟我来，左转，来，放心，直走，您不会撞到任何东西，右转，对，就是这里，正前方就是您的椅子，请慢慢坐下。”

    我坐下，没有光，就是没有光。我把手放在面前，完全看不到我的手指。T的声音从桌子的另一头传来，声音里有些许惊慌：“你在哪里？”

    和我们一起进来的那组客人，因为其中一位女士完全无法忍受黑暗，尖叫抗拒。她的呼喊很快消失在帘幕后，应该是被服务生带向光明了。我被黑暗钉在座椅上，身体僵硬，不安开始在皮肤上逼出汗滴。服务生突然发声，我被她的声音吓了一跳，原来，她一直站在我身旁。“我来跟你解说，您的右手边是刀，左手边有叉，杯子在正前方，请您开始用手去寻找，慢慢来，饮料随后上桌。”

    我慢慢伸出手，碰触到桌、巾、刀、叉、匙、杯，还有，从对面伸过来的T的手。我们在黑暗中握了彼此一下，“相濡以手汗”，给彼此打气。

    身体稍微放松之后，我开始听到许多声音。四周其实有许多客人，我看不到任何桌椅和身影，但有许多细碎的人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我听到刀锋撞上瓷盘的声音、饮料倒入杯子的声音、笑声、聊天声……当视觉失去作用，我的听觉逐渐开启，敏感度升高。然后，我就明白，为何餐厅要叫“黑夜里移动”了。

    黑暗中，宾客坐定，但服务生上菜上酒，必须移动。他们都是视障者，黑暗对他们已属平常，把宾客们的座椅位置记熟，就可以在其中穿梭自如。这些服务生在外面的世界里，是绝对的弱势，但在这个工作场所，他们身体的弱点就变成他们的强项了。

    前菜沙拉、浓汤上桌，我在黑暗中进食，行动如树獭，生怕打翻水杯、把刀叉扫出桌面、把浓汤送进眼里。黑暗果然有其分量，肢体被黑暗黏住，一切都迟滞缓慢，咀嚼慢，说话也慢。

    看不到菜色，吃食全然只靠味觉与想象力，我知道自己的主菜是海鲜，但有个东西我嚼了很久，就是无法正确说出它的名称，连续吃了三口，我才惊呼：“这是虾啊！”视觉功能消失，必须仰赖味觉与嗅觉，这是一次全新的就餐经历。

    少了视觉，耳朵伸展成漏斗，四周各种细碎的声响都倒进听觉里。隔壁桌一对男女的对话，让餐厅里所有用餐的宾客都忽然安静下来。原来，大家的耳朵，都变成漏斗了。

    男士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静。

    这句话像一根绳索，勒住了所有人的喉咙，话语休止，吃食暂停。

    女士没回答。

    男士继续说：“你看不到，但现在我手上，有个戒指。”

    寂静再度塞满黑暗。我的刀叉在空中悬浮，嘴巴微张，不敢动。

    “你愿意嫁给我吗？”

    依然听不到女士的回答。

    再试一次：“你愿意嫁给我吗？”

    重复三次的问句，在黑暗里回荡，求婚的男士喉咙干渴，声线分叉，问句的结尾很微弱。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受不了了，黑暗我可以习惯，但这种悬疑，杀人哪。

    “你……”

    女士的声音，在此时，终于划破沉默。她的声音，在黑暗里点燃了光。

    在彻底的黑暗中，她哽咽着慢慢回答：“我，一，直，在，点，头。”

(有删改)

一

    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哥哥合开一家店，店房有两间打通的铺面，开设在一条横街上——这条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那时，它却是坐落在伦敦西区的一条新式街道。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定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说那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而被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做摆设的呢?这好像也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

    二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另一个人的名字了——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是为王室服务的啦。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了。在里面，现在已缩成一小间，店堂的楼梯井口比以前更黑暗、更充满着皮革气味。我也比平时等了更长的时间，才看到一张面孔向下边窥视，随后才有一阵趿拉着木皮拖鞋的踢踏声。最后，他站在我的面前了；他透过那副生了锈的铁架眼镜注视着我说：

    “你是不是先生?”

(节选自高尔斯华绥《品质》)

我的老师沈从文（节选）

汪曾祺

    ①一九三七年，江南失陷，我不能回校读书，在家闲居两年。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的两本书，就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沈从文小说选》。

    ②我反复地看，一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二是这两本某些地方很相似的书，也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我在中学时并未有志于文学。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

    ③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就是教学生习作各体文章。他有时也出题目，曾出过“我的小庭院有什么”这样的题目，要求学生写景物兼及人事。有几位老同学用这题目写出了清丽的散文，在报刊上发表了，我都读过。也曾给我的下几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要求他们写一间屋子里的空气。为什么出这样的一些题目呢？沈先生说：先得学会做部件，然后才谈得上组装。大部分时候，是不出题目的，由学生自由选择，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课每周一次。学生在下面把车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周，沈先生就拿这些作业来讲课。

    ④说实在话，沈先生真不大会讲课。他不像闻先生那样，长髯垂胸，双目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性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样，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沈先生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因为就学生的文章来谈问题，也很难有系统，大都是随意而谈，声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没变，仍然是凤凰话；也因为他的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个思想很流动跳动的人，常常是才说东，忽而又说西。他的思想的跳动，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文体上的灵活，对讲课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个长于逻辑思维的人，他从来不讲什么理论。他讲的都是自己从刻苦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之谈，没有一句从书本上抄来的话。这些经验之谈，如果理解了，是会终身受益的。遗憾的是，很不好理解。如，他曾经批评过我的一篇小说，说：“你这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让第三个人听，“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明白的。我这篇小说用了大量的对话，我尽量想把对话写得深一点，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自己小说里的对话，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话，但是一样还是使人感到人物，觉得美。从此，我就尽量把对话写得朴素一点，真切一点。

    ⑤沈先生用笔写下的东西比用口语讲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学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在学生文章后面所写的评语。沈先生对学生的文章也会作修改，但改得不多，评语却写得很长，有时会比本文还长。这些评语有的是就那篇习作来谈的，也有的是由此说开去，谈到创作上的某个问题，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文笔也很讲究。

    ⑥除了评语，沈先生还就学生这篇习作，与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别人的，中国的外国的，带来给学生看，因此，他来上课时都抱了一大堆书，让学生比较吸收，收效很好。他把自己的小说总集叫做《沈从文小说习作选》，这都是为了给上创作课的学生示范，有意地试验各种方法而写的，这是实情，并非故示谦虚。

    ⑦读他的小说，觉得他是把生活里的人都当成一个作品中的人物去看的。他用一种含蓄的热情对人，用一种欣赏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对前辈、朋友、学生、家人，都是这样。他津津乐道的熟人的一些细节，都是小说化了的细节。大概他的熟人也都感觉到这一点，他们在先生的客座（有时是一张破椅子，一个小板凳）上，也就不会谈出过于庸俗无聊的话，大都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地闲谈一阵，喝一盏清茶，借几本书或资料，就走了。客人一走，沈先生就坐到桌子跟前拿起笔来了。

    ⑧我曾问过先生：“你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属于什么体系？”他微笑。我说：“你是一个标准的人文主义者。”沈先生微笑着，没有否认。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四日

母亲的心愿

北方

“麻警官，您母亲又闹着要出小区，倒是没在小区里翻垃圾箱捡垃圾。这都第四次了，我们劝不住，疫情的严重性您是知道的，怎么说她就是不听。知道您忙，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找您了。”

“我早晨过去又说了说，怎么还闹呢？吃喝都给她准备得很充足，口罩也买了。”麻利锋刚上卡点，母亲居住的社区张主任就打来电话。昨天张主任就为麻利锋母亲要出去给他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最后还是麻利锋亲自回去，才把母亲拦住了。

母亲越来越不听劝了。麻利锋最初担心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即老年痴呆症），带她到市医院彻底检查，结果显示所有数据正常。大夫说人上了岁数，性格发生变化也不奇怪。

父亲在世时，母亲买菜做饭收拾屋子，还要伺候腿脚不便的父亲，每天不得闲，几乎不用麻利锋操心。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似乎就变了，主要表现是话少了，还总爱在小区的垃圾箱里翻捡废品。纸箱、矿泉水瓶、废报纸、泡沫板……只要是废品回收站要的，母亲一样也不会漏掉。起初，听小区门房的梁姨说过几次，好似母亲抢了人家的生意，话说得客气但不好听。麻利锋似信非信，家里见不到任何废品的影子呢。他忙得顾不上，就让老婆去盯了两次，果然看到身形瘦小的母亲踮着脚半截身子插在垃圾箱里，像个土拔鼠似地往外捡废品。

母亲被抓了现行后，更加无所顾忌了。梁姨被进出的车辆登记收费拖住了手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目标落入母亲的手中，碍于麻利锋的面子，再生气也不好明目张胆地夺回自己的地盘。

母亲是市五小退休教师，每月工资五千多。

麻利锋问她，缺钱吗？

不缺。

为啥捡垃圾？那不是垃圾，是能回收利用的废品，找点事干。

麻利锋劝说多次无效，也不能整天看着她老人家。

“老妈，无论如何都不能出门呀！”麻利锋下卡点后急急忙忙赶回家，母亲趴在客厅的窗台上看着外面，他进门也没搭理。麻利锋从母亲的视线角度看去，正好有三个垃圾箱，“正在疫情爆发期，您的身体又那么弱。”

“我没糊涂，电视里天天在播。你也要小心点，小杰真的不能回来了？在武汉没人管咋办呢。”母亲依然没有回头，神情十分失落。

“肯定不能回来的。快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还要怎么管？昨天不是给您打电话报平安了吗？您不用担心。我天天上卡点，可比您孙子辛苦多了。”

“妈知道你们辛苦，要不我才不在家闲坐着，没感染上病毒还坐出毛病来了呢。中间那个垃圾箱里扔进去两个牛奶箱，还有——”

“哎呀妈，看在我苦口婆心饿着肚子说了半天的份上，就算是人家把金条扔进垃圾箱，您也不能下去捡，太危险了。”麻利锋把母亲架到了沙发上，有些急赤白脸，母亲却笑了。

“赶快回去吃你的饭，我又不是小孩子，你比社区那几个女人的话还多。不放心的话，你干脆把老娘绑起来，让我等死算了！”母亲的脸沉了下来。

麻利锋登时泄了气，怏怏地走了。再强硬下去把母亲惹毛了，还真不好收场。安葬了父亲后，他就建议母亲搬过去跟他一起住，母亲说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动员了好几次也不听。

“老太太已经出小区了，我和门口的社区工作人员怎么劝都不听，你赶快回来吧。”麻利锋昨天没说通母亲，早上出门前就叮嘱老婆一定要过去盯着，果然时间不长老婆就打来电话抱怨，“非要去超市不可，买啥我替她去买还不行么。”

麻利锋头疼了：“唉，就让她出去一次吧，五六天没——”

“你以为你是警察就可以让家里人随意进出？老太太真要出了事你负得起责吗？”麻利锋话没说完，老婆开火了。

麻利锋刚赶到小区大门口，就见母亲戴着口罩从不远处走来，身后跟着两个超市的工作人员，推着装满牛奶、方便面的小推车。母亲冲他欢乐地挥着手，麻利锋憋着一肚子气，大声冲母亲嚷嚷：“不让您出门就是不听，尽给人找麻烦！”

“他们几个整天守在小区门口很辛苦，我就是想给他们买点吃的喝的。”母亲轻声细语地说。社区人员愕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其中一位年轻的没忍住，眼圈红了。

“老妈，您做得对！”回到家，麻利锋帮母亲脱大衣，在右边的衣兜里发现了一张工商银行的回执单，是母亲给武汉捐助了四万元的凭证，时间正是今天，超市旁边就有工商银行的营业点．麻利锋悄悄塞回去，转身给母亲竖起了大拇指。

母亲笑得像正午的阳光那般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