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统一天下后，在推行严刑峻法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关的礼仪制度，以显示皇帝的至高和独尊。如规定臣下写给皇帝的文书应称“奏”，自称应称“昧死”等，但毕竟不完善，远不能适应大一统国家统治的需要。汉承秦制后，由于礼仪的不健全，臣子在刘邦面前非常随便，甚至“饮（酒）争功”，于是刘邦接受叔孙通的建议，由儒生们创制朝仪以确定君臣名分等级。朝仪规定后（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在长乐宫接受百官朝贺，“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高祖非常高兴，脱口而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武帝时，又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由于儒家强调遵从等级秩序，这无疑为统治者强化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各朝皇帝都以儒学为指导，加强礼仪建设。隋文帝制定五礼130篇，唐太宗时制定《贞观礼》138篇，宋太祖时制定《开宝通礼》200卷礼仪礼规越来越细密。

——摘编自常智敏《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变迁及其启示》

材料二：上自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次之；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对之；从古已然，未尝参错。至如节度军将，各有本班。卿监有卿监之班，将军有将军之位。……岂可裂冠毁冕，反易彝伦，贵者为卑所凌，尊者为贱所逼？

——【唐】颜真卿《争座位帖》

材料三：1834年，清廷官员至英国使臣律劳卑广州住处商谈贸易问题，中方要求将自己的座位安排在会见大厅的北面（上席），英国则坚持将自己的座位置于大厅北面主席的突出位置。两者争执不下，商谈未能进行。

……1901年，虽经李鸿章讨价还价，清王朝仍被迫接受西方外交使团的礼仪要求，将外国使臣觐见清帝的礼仪说帖，作为《辛丑条约》的附件十九。其中规定：外国使臣递交国书时，清帝须派高于王公规格的轿子往来使馆迎送，同时派军队保护；清帝款宴各国使臣应在皇宫大殿内举行，并躬亲入座。

——摘编自《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

材料一：刘邦将百越，岭南之地分为诸侯王之地，一方面可以笼络诸侯之心，另一方面可以节省中原之物力人力，为中原之地百姓休养生息赢取精力。……在秦末汉初，匈奴乘中原大乱，迅速崛起，成为一大边患，韩王信所封之地尽有今山西中北部，先都晋阳，后徙马邑的主要原因即为需要防备匈奴。……郡县制属于极端专制的集权体制的单线统治，中央对郡县的绝对控制使郡与郡之间相互拆离，使郡与县之间没有相应的联系。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一旦控制不力，就会造成全国地方政权的大面积崩溃。

——摘自费双应《简析汉初分封原因》

材料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国实力越来越强，对中央集权造成严重威胁。为解决王国问题，汉文帝时大臣贾谊在《治安策》中说：“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之易，国小则亡邪心。”汉景帝时期大臣晁错上疏《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在元朔二年（前127），朝臣主父偃上书汉武帝，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

——据《汉书》等

材料一：自秦朝建立宰相制度以来，历朝的相权在原则上是不可以独自占有的，秦朝和西汉初期，虽然只设一相制，但是有太尉和御史大夫在其左右，以分其权，共同辅佐皇帝，以后汉代有三公制，于是相权便一分为三，从此一人独专相权便被多人共有相权的历史趋势所代替，并被历朝所沿袭，魏晋南北朝时又有了尚书令、中书令、门下侍郎等。隋唐有三省制，三省长官都为宰相，共议国政，几经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宰相群体。

——摘编自瑰晓巍、钟卫华《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研究》

材料二：宰相杜范认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富弼对宋神宗言：“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必致请属交走，货贿公行，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材料三：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不仅使文官失去了宰相作为他们的“意见领袖”，还使所有文武官员的地位和生命、尊严的价值都变得渺小，使绝大多数时期任何一个官员在皇帝面前都显得“人微言轻”……总的来讲，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最高政治权力的运转经常处于失衡或扭曲的状态，舞台上的依靠皇帝暂时亲信而拥有治官权力的人物忠奸贤愚美丑反复变换，严重损害了明代治官活动的连续性、一贯性、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典章制度越来越形同虚设。

——摘编自渖平《论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对明朝治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