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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到话剧：真正的成功改编也是一次全新的创作
主持人：徐健（《文艺振》记者）
对话人：林荫宇（导演，戏剧教育家）
胡薇（中央戏刷学院戏文系教授）
郭晨子（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
徐健：近年来，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话剧日渐强势，成为国内演出市场的重要组成。仅以今年前7个月为例，根据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改编的国内话剧就有《平凡的世界》（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一句顶一万句》（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繁花》（根据金宇澄同名小说改编）、《老舍赶集》（根据六部老舍短篇作品改编）等多部作品。各位是如何看待此次改编作品扎堆上演这一现象的？
胡薇：改编实际上就是其与原作之间的一次角力。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改编，必然是改编者一次全新的创作——能够穿透原作表面的情节性，进而发掘、体现甚至深化原作对于生活的本质认识，表达出改编者新的有创意的阐释和演绎，才能体现改编的意义所在。
郭晨子：借助文学作品拓展话剧舞台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手法，本应是常态。整体来看，当下的“改编”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利用”，利用小说原作已经获得的认可，功利心较为明显和急切，而真正与小说形成对话、对原作完成转化，以及进入创作的自觉和自由，还比较少。
徐健：在如此多的改编作品中，有没有哪些作品给各位留下了深刻印象？
郭晨子：今年俄罗斯模范大剧院演出的《黑桃皇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该剧的故事很简单：怀揣发财梦的青年军官赫尔曼企图获得伯爵老夫人神奇的牌技秘诀，乞求、威逼而导致其死亡之后，诡幻地获得了秘诀，却在赌桌上波谲云诡地败于垂成。这部戏导演的构思特别缜密，呈现了众多可供观众欣赏、品味的丰满、风趣、具有明显张力或隐含张力的“场面”，特别是“莫斯科的维纳斯起舞”和葬礼上的“诈尸”，这两个场面在普希金原著小说中是没有的，是喀山剧院创作人员改编创造的。它们的加入使剧情更加跌宕起伏，剧作结构的场面组接、节奏变化更张弛有致，人物也更绚丽多彩。
徐健：选择小说改编，可以看出文学与话剧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一部小说变成话剧，改编者、导演、演员等其实都需要理解和吃透原著的精髓，并不是把原著的人物呈现在舞台上，变成了一个个角色就大功告成了。
林萌宇：这里我以《繁花》的改编为例谈一谈。剧作选取了阿宝、沪生、小毛三个主要人物作为表现对象，并给他们安排了重头戏；小毛和银凤的暧昧关系；沪生对姝华的爱恋、追求和救助；阿宝对李李的若即若离。但是在舞台呈现上，我是不满足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编剧和导演没有把戏剧表现的重点搞清楚。以阿宝为例，既然选择了将其作为重点人物，就应该围绕他的命运展开。但实际上，不管是对于两次饭局的情节展现，还是在最后倾听李李讲述自己的澳门遭遇，阿宝的戏都被汪小姐和李李这两个女人占据了。如此一来，该剧的舞台呈现就跟原著小说之间存在了间隙。剧本改编与导演把他们自己从原著中选择的主要人物弄丢了，是有悖于原作者的。
徐健：文学的戏剧改编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潮流，而随着《兄弟姐妹》《叶甫盖尼·奥涅金》《2666》《深夜小狗离奇事件》等国外优秀改编作品的引进，国外同行的成功经验也对我们创作的提升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胡薇：文无定法，但改编的过程对于人物的定位和处理十分重要。每一个人物都是自己的主角，需要借助独特的戏剧场面来展示和深化人物已有的个性。改编可以重新赋予人物行动的目的性、强化人物的行动性和主动性，以令戏剧性在有限的戏剧场面中得以更多地开掘，但改编者也一定要考量好相应的代价、处理好改编后作品内在的合理性，以会得不偿失。
（《文艺报》2018年8月13日4版，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