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瑰宝与文化泡沫

王蒙

    ①在全社会关心并期待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的情况下，文化事业有可能出现很好的态势，产生无愧于伟大时代与悠久传统的文化瑰宝，也有可能稀里糊涂地、或抱着侥幸心理装模作样地打造文化的泡沫。

    ②什么是文化瑰宝？要看为我们的受众提供了什么样的路径、启迪、精神享受与人生智慧。例如对于传统文化的解读并使之与现代人类文明成果的对接；例如出现有可能彪炳史册的有真正的价值的著作与艺术成果；例如，从理论、科技、体制创新上解放整个民族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从而解放中华民族的生产力。

    ③什么是文化泡沫？愈是缺少对于文化的想象力的人，愈是容易把文化财务化、基建化、利益化。到处修建文化生态园、文化纪念园、文化名人园、文化基地、文化广场……其中有做得不错了的，提升了城市文化品位，但也确有以文化的名义占地盖楼贷款。我主张，各地应该对于已有的文化设施作一次检查清理，对于以文化之名行非文化之实的园馆基地广场公司，采取措施。

    ④再如，一方面对于已有的文化遗产不加爱惜，时有破坏，一方面任意捏造制造虚假古迹。这里有一种说法，将文化标识为一些符号，对于商标设计、旅游广告与简明普及某种在世界上不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可能管用，如弄点长城、天坛、熊猫、旗袍……就代表中国了，也不是坏事。但这毕竟是浅薄的认知，有时会成为对于中华文化的廉价化、简易化与装饰化的糊弄。

    ⑤更大的泡沫是走文化的过场，求活动的规模，却忽视了文化的灵魂。晚会举行了，歌舞演出了，著名艺人来了，“卖点”多了；然而没有思考，没有热情，没有爱憎，没有深度，没有教益，没有精神的营养，也没有感情的充盈与升华。这样的文化是空心文化，是无灵魂的苍白的文化，是文化的悲哀。

    ⑥有时从文化符号到文化泡沫，只有一步之遥。作为政府管理与文化政策，凡没有触犯法律的文化活动都是可以允许的，我们呼唤着的期待着的是文化瑰宝而不是文化泡沫，但我们绝对不能跟着泡沫闹轰。这一点，丝毫不能含糊。文化是智慧，是历程，是生活，也是精神的梁柱。文化不是花言巧语与抒情朗诵。越是把常识范围内的道理说得无人能懂的，我们都不要相信。

远去的邮驿

    在我国，邮驿通信从有确凿文字记载的商朝算起，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邮驿是古代官府为传递文书、接待使客、转运物资而设立的通信和交通机构，它有三大特点：一是官办、官用、官管；二是以通信为主体，融通信、交通、馆舍于一体；三是采用人力或人力与物力（车、船、牲畜）相结合的接力传递方式。历代王朝都很看重邮驿，称其为“国脉”。

    唐代的官办驿站遍设于交通线上。一般是30 里一站，既办通信，又为驿夫和旅客提供食宿。公元630 年前后，共有驿夫18000 多名，专事传送公文和军情。

    唐代诗人王维的《陇西行》中所写到的邮驿颇为传神：“十里走一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峰戍断无烟。”关山飞雪，连烽火台都燃不起告警的烽烟，而军情火急，唯靠驿夫加紧催马传送军书。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在繁荣的汉唐时期，那里“五里一邮，十里一亭”，有序地排列在丝路沿线。驿道上传送着各种公文、书信。其中，还有角上插有羽毛的信，就好比是今日之“加急”快件，驿骑们必须快马加鞭，急速进行传递。

    1987年在敦煌发现的悬泉置便是一个著名的古代邮驿。在那里存有数万片简牍，其中大部分都是传递过程中的书信。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在那价值连城的敦煌遗书中，书信占有一定比例，内容涉及当时敦煌社会的各个层面。当年邮驿之盛、丝绸之路之繁华，在这些被尘封的信牍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迢迢驿路见证了一个个朝代的兴衰，以及因战乱而给国家和黎民造成的灾难。在敦煌遗书中，有一封《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便是安史之乱后在吐蕃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从敦煌向肃州（今酒泉）所发出的一封求援信。可是由于战乱致驿道受阻，这封信终未到达目的地，而在敦煌藏经洞中沉睡了千年。

    古代的驿道，大都是为官府服务的，民间的书信往来十分艰难。唐代杜甫也有“黔阳信使应稀少，莫怪频频劝酒杯”的诗句，同样抒发的是对民间通信不畅的感慨。

    在描述邮驿的文字里，有“古驿通桥水一弯，数家烟火出榛菅”以及“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一类对古代驿站风光充满诗情画意的描写。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难以掩盖邮驿给民众所带来的苦难和沉重负担。唐玄宗命人在秦岭的群山奇峰之中修建黄花驿，后据考证，竟是为了迎接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张果老进京而设置的。清康熙年间，贵州巡抚佟凤彩曾上书皇帝，列数当年驿夫的苦难，说“夫抬一站，势必足破肩穿；马走一站，也必蹄瘸脊烂”。

    古代的驿路早已离我们而去，交织着繁盛与悲凉的邮驿历史仍停留在史学家们的历史故事和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供后人回味那“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的情景。

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葛剑雄

    要考虑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首先必须明确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长期以来，国人认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丰富灿烂、博大精深，固然都是事实，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评价，或者是就东亚汉语文化圈而言。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整体上说只能是各有千秋。

    在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都还很落后的古代．世界上各大文化区之间缺少必要的人员和生活必需物资的交流，基本上都是独立发展的。由于不存在交流和比较，也谈不上哪种先进，哪种落后。从不同文化的群体开始相互接触以来，文化的传播一直有两种方式——自愿的和强制的。一般来说，对物质文化的接受大多是自愿的，而对精神文化的接受则两者兼而有之。强势文化往往会依靠武力、权力、财力、人力强制推广自己或抵制其他，今天世界上的制度、宗教、语言、文字以至生活方式的分布，大多是这样的结果。

    在古代中国内部，同样如此。一方面，自认为居于“天下之中”的华夏诸族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因而绝不会向“非我族类”、尚未开化的“蛮夷”推广，仅给那些“仰慕华风”又具备学习条件的人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蛮夷”归化以后，就必须接受中国的主流文化。如清朝改土归流后，新设置的府、州、县内就必须办学校，兴科举，尊孔孟，以儒家学说教化百姓。如民间信仰和宗教一旦对主流文化构成威胁，也会被坚决取缔。

    时至今日，物质文化的传播已经不存在障碍。但在大多数人已经具有宗教信仰或其他信仰，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条件下．精神文化的传播只能以自愿接受为前提。中国文化再博大精深，儒家学说再高明玄妙，中国模式再快速高效，也别指望能取代别人已有的信仰、文化、观念、模式。因此，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要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由于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中国与世界各国一直缺少人员和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能让各国人民近距离或直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有利于改变以往形成的片面和偏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批中国人走向世界，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如果他们普遍具备了优良的素质和文明的举止，中国文化的地位就能随之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学习世界文化。我们不能坐等各种文化主动传入中国，而且通过走出去后的比较借鉴，不同文化优劣立显，取长补短顺理成章。中国既然以代表世界最先进的文化自许，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优点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途径．是向世界提供尽可能多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这也是传播文化的有效途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文化商品大多还是来样加工、贴牌生产，外销商品中的文化含量还很低，文化服务近于空白．发展的余地非常广阔。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不同文化的相处之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关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正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期待。

(节选自《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有删改)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诸如汉魏三曹、西晋三张、宋代三苏、明代三袁……这样的佳话，不胜枚举。如此独特的中国式文化现象，与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的关系密不可分。

    钱穆先生认为，一个家族对于后世子孙的期冀无外乎“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

    先秦时期，记载学术、文化的简牍十分珍贵，朝廷藏之秘府，遣职官专守，文化被垄断，因而有“学在官府”之说；又由于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宗法制度的确立，逐渐出现了父死子继、子承父业的情形。于是，掌握文化知识的为官者，业有专守，不传他人，只传弟子。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诸如儒、道、法、医等不同学派，各家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这是早期家学形成的另一重要途径。

    至魏晋南北朝，家学从内容和规模上都有了突破。此前，两汉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内容多以经学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文化政策变得宽松，儒家不再独大，史学、医学、文学、书法、绘画、玄学、天文历法、科技等，都成为世族家学的内容。在选官制度方面，魏晋南北朝一改两汉注重考察品行的“察举制”，采用“九品中正制”，品评人物，择优入仕，把“家世”与品行才能同时列为考察对象。至此，学业与门庭形成了相因相成的关系，要想力保门第不衰，唯有“籍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由此，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家学的一大优势，就是能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尤其世家子弟往往三四岁便开始接触史书典籍。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回忆童年生活时说，自己从四岁开始，就要每天在父母面前背诵儒家经典、唐诗宋词。与官学相比，家学最大的特点在于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同辈之间的切磋探讨也是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之一。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勤奋，他与表兄文同在创作过程中的互相借鉴探讨也功不可没。不仅是学识技艺的传授，家学中道德品行的培养也历来受重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叔叔王廙曾为爱侄绘制了一幅《孔子十弟子图》，并在《平南论画》中解释说，自己亲自画画、题字，意在激励王羲之，希望他明白“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不要单单着意技法，更要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家学正是通过这种以上感下，前后相继，左右相渗，彼此研习的传统，在乱世之中，存续了学术文化，又在官学之外，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为文化传承打下了基础。

    98岁高龄的钱学森曾反复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回答莫衷一是，但纵观中国的家学传统，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摘编自《中华遗产》）2013年第12期）

    从文化交流的整体态势上看，近年来，我国的文化贸易渠道得到了扩展，但这一扩展在戏曲领域并不明显。戏曲出口作品结构仍然单一，多以海外旅居华人为主要消费群体。从交流路径上看，目前我国的戏曲院团大多仍然沿用文化交流的出口渠道，而非纯粹的商业运作模式进入外国文化市场。从品牌建设上看，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占领国际市场的戏曲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戏曲产品。

    对于传统艺术来说，我们不能片面地以贸易中的经济数据来评价。作为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文化艺术产品本身就有超越物质以外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艺术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符号性象征，积淀体现着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不可否认的是，文化产品的贸易水平也可以是衡量一种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被观众接受的直接标准。从文化贸易的内容来说，戏曲艺术是一种现场表演艺术，不同于影视文化这样的大众文化产品，现场表演艺术很难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和大众化的复制传播。从文化经济学角度看，作为现场表演艺术，它又存在“成本疾病”，其创作成本并没有因为技术的发展而降低。最重要的是，文化经济学认为，在文化贸易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贴现。文化贴现，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降低。

    相对于大众文化产品，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在对外传播活动中的文化贴现更加明显。对戏曲来说，文化贴现来自三个层面的差异：首先，是审美经验的不足造成的欣赏障碍。大部分戏曲的声腔与表演都是程式化的艺术，并反映在字韵、服饰、化妆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难懂的语汇系统，中国观众尚不能完全理解，外国观众的理解障碍就更大了。第二，传统审美节奏和现代观演节奏的差异。戏曲艺术强调给演员和观众以足够的审美世界和空间，例如昆曲的一唱三叹，是一种“慢”的艺术。相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观众必须调整自己的观赏节奏才能体会其美学意味。第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极为有限的外国观众，其本质是东方与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

    因此，戏曲作品要尝试进入文化贸易领域，无论在艺术样态还是成本考虑上都不适合使用大众文化产品的方式。对戏曲来说，我们需要探索一种适用于这种我国传统舞台艺术特点的文化交流贸易形式。

（摘编自胡娜《中国戏曲进入文化贸易的路径探索》）

    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遇到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