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地在变。纵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建立。

材料二：只因宋初太宗太祖不识大体，立意把相权拿归自己，……但因宋初承袭五代积弊，社会读书人少，学术中衰，反对的也只晓得唐制不过如此而已，并未能通览大局，来为有宋一代定制创法。

——以上均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黄仁宇《中国人历史》

材料四：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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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710年，唐睿宗李旦登基，改年号为“景云”。其时，吐蕃、突厥、契丹等与唐关系紧张，以前采取的临时任命将领率兵出征的办法，已难以应对边境危机。景云二年，唐朝派出河西节度使，募集军队，驻守河西走廊，“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同年，改变以前朝廷临时遣使分“道”巡察地方的办法，设置十三道按察使，驻地相对固定，大多由所在地行政长官兼任，代表朝廷纠举、处理所在道的州、县官员违法乱纪行为，“风俗一变”。712年，唐玄宗正式即位，随后十余年间，节度使制度在边境地区广泛推行，十三道增为十五道。这些制度成为“开元盛世”的重要保证，也给唐玄宗晚年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

唐代制定了一套规范官吏行事的“守常之法”，使官吏在从事政务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达到“以法治官”的目的。唐太宗对中央官员的编制仅定额为730员，并从一开始就将官吏的一切政务活动都纳入法治轨道，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制定了对各级官吏选拔、任用、考课、奖惩、监督和体制等管理制度。

唐代统治者在行政法律上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警戒官吏的作用。但在实际执行时，却承袭了西周以来“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对官吏的行政失职与渎职的处罚，往往采取“赎刑”、“官当”等方式具体执行。这既有利于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又能达到惩治行政失职与渎职行为的目的。由此不难看出，唐初统治者在行政立法上考虑得是极其周详的，这些措施在一定时期内对其统治的维护也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曾宪义《中国法制史》等

材料一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史记》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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