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清政府并未就此而觉醒，仍然自高自大，竟将向外屈服称为“羁縻”“安抚”。1861 年，为办理对外交涉而设立的总理衙门，其基本方针为“办理外交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周全。两害相形，   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意为避免与外国决裂)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的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作用却只限于此而已。

——摘编自刘慧娟《试论中国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形成的基本轨迹及其影响》

材料二 1864 年 4 月，在处理普鲁士与丹麦因战争而在中国渤海湾发生的“战船纠纷”时， 奕䜣曾初步提出国家主权问题。他运用有关领海的国际法理论，成功迫使普鲁士公使释放被扣留在中国领海的丹麦船只，解决了棘手的外交难题。李鸿章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指出，倘若外国要求之事“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者，“皆可因万国公法直斥之”。 1868 年“修约”期到来之前，曾国藩也主张中国应“委婉而又坚定地拒绝外国人在修筑铁路、设置电报、内地通航、在中国水域运盐以及建立货栈等方面提出的一切要求，认为这些活动将有损于中国国民的生计”。后来郑观应进一步指出“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   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而他人不得夺之”。

——摘编自施建兴《国际法输入与中国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发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