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夏、商、周）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

——顾炎武《日知录》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摘编自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

材料二：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却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以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当平民在政府中取代士族，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以不断增长的独裁为标志。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化，使王朝免于内部的篡夺，但还是促进了独裁统治，因为靠出身而不是靠才学获得皇位的君主，开始成为不变的政治权威和群臣效忠的对象。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

——摘编自（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材料：元代统治者在疆域空前扩大、民族融合全面加深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文化管理，在保留部分草原游牧文化的同时也积极推行汉化，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政策。元代延续重儒政策，但未像前朝那样对儒学予以独尊，儒生仕途狭窄。元代实行兼容而防范的宗教政策，在优待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同时牵制汉地民间教派。元代重视文化交流，积极引进吸收不同地区的文化成果，形成了中西融汇的文化体系。通过文化政策的推行，元代统治者巩固了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在文化交流中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力，对明清文化政策的选择与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王或《元代文化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