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第12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上，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了《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国外获得最高学位的主修科目中，商科以47.3%居首位，占比近半数，应用科学居第二位（16.2%），自然科学占比最低，为7.4%。

对于这一数据，CCG秘书长苗绿博士表示：“其实出国学习自然科学的人数很多，我相信这些年归国人数也有所增长。随着‘千人计划’等各种国家政策的实施，对尖端科学的扶持力度都在增长，这也是未来吸引人才的重要方向。从个人经验来说，我希望更多的海归在国外有工作经历再回来，这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更有帮助。”

    调查显示，近半数海归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但多数海归对国内就业形势和政策尚缺乏了解，就业信息咨询、海归政策解读、职业规划、就业推荐是海归人员在回国之前最渴望获得的四项服务。

（摘自科学网8月14日报道）

材料二：

捧着红彤彤的国家科学技术奖证书，任晓兵欣慰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2009年，作为第二批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任晓兵毅然决定从日本回国，参与创建了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带领一批青年科研人员矢志创新，在2017年1月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任晓兵荣获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中国有更大的舞台，能提供更多的机遇和上升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可以大施拳脚，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任晓兵说。

统计显示，自2008年国家“千人计划”实施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引才项目累计引进高层次人才超过4万名，引进教授层次人才数量是1978年至2008年引进总量的20余倍，带动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人才回归潮。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留学回国人员增长率首次超过出国留学人员，高出1.7个百分点。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振聋发聩。在这样的感召下，大量学有所成的留学人才回国报效祖国。

（摘自新华社2月22日报道）

材料三：

材料四：

    从2007年到2017年这10年间，出国留学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出国留学群体整体质量参差不齐。既有传统的“精英留学”，即申请到国外名校读本科、硕士、博士；又有到国外读一般普通院校的“大众化留学”；在一些局部，确实也存在学力较弱的学生到国外“混文凭”的现象。二是出国留学低龄化。目前，到国外接受高中以及高中以下教育的学生比例接近30%。

    观察2007年以后的出国留学数据和结构，就不难解释为何会有“归国潮”现象了。2007年后快速增加的出国留学学生，在2011年毕业之后开始找工作，此时相较于陷于泥潭的西方国家，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势头对他们有很强吸引力。这其中，不乏一些竞争力偏弱的人群，也提高了回国留学比例。

    应该关注的是，出国留学中的精英留学群体，有多少选择回国，这对评价出国留学的价值和我国对人才的真实吸引力极为重要。对此，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负责人指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到87%。”

（摘自参考消息网10月28日报道）

材料一：2016年，中国超过1000万人告别贫困。近日，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编撰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公布了这一数字，意味着“十三五”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回看历史，以7亿多贫困人口为起点，中国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艰苦奋战将近40年；面向未来，到2020年，中国现存几千万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有目标、有思路、有举措，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脱贫战争中，中国成绩斐然。

    “1000万”这个数字背后，是中国贫困家庭摆脱贫穷的实在收获与喜悦。改革开放30多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016年的4335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5%。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快、这么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对此，《纽约时报》评价，极端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赫芬顿邮报》则指出，世界减贫成绩“最大的功劳来自中国。中国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归功于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政府在改革方面做出的努力”。

（摘编自201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2015年10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他说，我国坚持分类施策原则，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并特别指出了“五个一批”脱贫手段。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多贵认为，消除贫困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少，而在于执政者的责任感和决心。中国政府不仅有坚强的决心，还能够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全力推动扶贫攻坚工作。为实现这个目标，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系列政策，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此外，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记者了解到，今年扶贫日前后，教育部等部门将启动实施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加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摘编自2015年10月16日“新华网”）

材料三：

提问：现在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您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形势？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现了平稳健康的发展。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特别突出的：

    第一，经济实现了平稳增长。去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将近占全球经济增量的33%，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非经过不知难。

    第二，稳就业。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新增创造了1000多万的就业岗位，去年安排了新增就业人口1300多万，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

    第三，平稳增长的表现是脱贫攻坚，去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12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这样的精准扶贫成就是非常不容易的。放眼全球，可能中国是唯一能够做到的国家。

    第四，稳中求进的“进”，主要表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深度进展，为去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也为今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夯实了更好的基础。

（摘编自2017年3月5日“中国网”）

材料一：

    2018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报道）

材料二：2014—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玛，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埋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新浪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国家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1月4日报道）

材料一：

    2019年春节档，《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熊出没·原始时代》等多部影片同场竞技，将今年春节假期中国电影票房推升至58.4亿元的新高度，观影人次达1.3亿。据国家电影局的初步统计，仅正月初一的单日票房就高达14.43亿元。

    被誉为大陆首部“硬科幻电影”的《流浪地球》，改编自“雨果奖”得主刘慈欣的同名小说，讲述在遥远的未来，太阳急速膨胀将要吞噬地球，人类为自救开启“流浪地球”计划、带地球到太阳系外寻找新家园的故事。春节档期叫好又叫座，短短5天，票房逾14亿元。这部电影以其大胆想象和充满中国特色的叙事手法，为世界提供了观察中国文化和中国发展的独特视角，让世界感受到了“充满未来感”的中国带来的感染力。《流浪地球》一上映便在豆瓣网拿下8.4的高分，影院排名从第四逆袭到第一。猫眼专业版对《流浪地球》的票房预测是人民币53.34亿元。

    （摘编自《第一财经日报》）

    材料二：

    国内票房突破40亿，电影《流浪地球》“黑马式”突围让市场预言：中国科幻电影的春天来了。

    中国科幻经过几十年艰难发展，培养出刘慈欣等科幻名家，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王晋康更是中国科幻文学界的扛鼎者。往前追溯20年，中国科幻文学因缺乏好作品，一直不被外界熟知，最顶尖的作品在国外最多也只有几千本销量。因此当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并在海外热销时，人们将其称为中国科幻文学的转折点。

    而《三体》同样令中国迅速进入科幻电影时代。王晋康、刘慈欣等科幻作家的作品版权被诸多投资方争抢。但王晋康却认为，这把火似乎烧得有点虚热：“《流浪地球》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伟大作品，但我们不能忽略它作为一部硬核科幻的不完美。无论是祖孙三代矛盾逻辑的不流畅、剧本上的科学硬伤，还是演技上的不足，目前想打动外国人，还是有一定困难。”

    王晋康认同中国科幻电影已走入元年，但在他看来，这其实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即便《流浪地球》失败，中国科幻电影发展最迟也只再延迟五年。而《流浪地球》的成功更多的是让资本更早地涌入，科幻作家有了培育的土壤，即便后续跟风的科幻电影失败，也不会让中国科幻热再次断流。“中国与美国科幻电影之间，是工业化的差距。美国领先中国不止十年。科幻电影烧钱，同样需要烧时间。”而谈及何时中国科幻电影可以与美国并称“双雄”，王晋康坦言，是早晚的事，但保守估计仍需十年。

    （摘编自《新京报》：《王晋康：美国科幻片领先中国不止十年》）

    材料三：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流浪地球》表面上描绘末世的凄凉景象，骨子里却含着积极的正能量。影片传播了“命运共同体”、集体主义精神等中国特色价值观，这与美国科幻片标榜的个人英雄主义截然不同。

    美国《纽约时报》称，这是中国即将推出的一系列大制作科幻电影中的一部，这类电影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投资上，都是中国大多数制作人目前还无法企及的。《流浪地球》与嫦娥四号着陆在时间上的“巧合”，让人联想到中国在太空实现里程碎式跨越的时代背景。

    《人民日报》刊文称，在电影《流浪地球》中，我们还能有到许多熟悉的中国元素。不仅是地下的北京、冰封的上海，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这一组关系的理解，都充满了“中国式”的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应该说，相对影视经典、科幻大片，《流浪地球》还有一些差距。我们要既看到长处也看到短板，既不捧杀也不棒杀，才能激励文化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摘编自《参考消息》）

    材料四：

    在航天科技硬实力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的时候，体现我国软实力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隆重上映，让戏内情景与戏外现实交相辉映。这背后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有力支撑，是国家不断培育电影新的人才、技术、市场等力量所产生的令人欣喜的成果。如此视觉奇观式的庞大制作凸显了这些年我国电影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中国有尚古的文化传统，在影视创作中，历史剧、古装剧，都一直是很有影响的题材，即便不少幻想类、穿越类的作品，也往往向过去穿越，向古代穿越，总是缺少一些面向未来、基于科学的想象力和表现力。而《流浪地球》突破了中国电影的时空观，展现了想象和创新的文化精神。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

       目前，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提前并圆满实现全部既定科学目标，为我国在未来继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信安全是国家信息安全和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通信安全的追求从未停止。然而，基于计算复杂性的传统加密技术，在原理上存在着被破译的可能性。随着数学和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经典密码被破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说：“通过量子通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把量子物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利用量子调控技术，用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对信息进行编码、存储、传输和操纵，从而在确保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信息技术的瓶颈。”

       量子通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量子密钥分发通过量子态的传输，使遥远两地用户可以共享无条件安全的密钥。利用该密钥对信息进行一次一密的严格加密。这是目前人类唯一已知的不可窃听、不可破译的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量子通信的另一重要内容量子隐形传态，是利用量子纠缠特性，将物质的未知量子态精确传送到遥远地点，而不用传送物质本身，通过隐形传输实现信息传递。

    材料二

       潘建伟的导师安东·蔡格林说，潘伟健的团队在量子互联网的发展方面冲到了领先地位，量子互联网是由卫星和地面设备构成的，能够在全球范围分享量子信息的网络。这将使不可破解的全球加密通信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我们可以开展一些新的控制远距离量子联系的实验。目前，潘建伟的团队计划发射第二颗卫星，他们还在中国的天宫二号空间站上进行着一项太空量子实验，潘伟健说，未来五年“还会取得很多精彩的成果，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

    潘建伟是一个有无穷热情的乐观主义者。他低调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心，称中国政府将会支持下一个宏伟计划——一项投资20亿美元的量子通信、量子计量和量子计算的五年计划，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2016年宣布的旗舰项目，投资额为12亿美元。

    材科三

日本《读卖新闻》5月2日报道：中国实验设施瞄准一流(记者：莳田一彦，船越翔)

在中国南部广东省东莞市郊外的丘陵地带，中国刚刚建成了大型实验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该实验设施建设费用达到23亿元人民币，3月正式投入运行。中国是继美国、英国、日本之后第四个拥有同样设施的国家。日本的J-PARC加速器设施中心主任齐藤直人说：“虽然日本在技术和经验上领先，但中国发展得实在太快，亚洲的中心正在从日本向中国转移。”

       中国推进的这类大型工程还有很多。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政协委员潘建伟被媒体记者团团围住。潘建伟是利用2016年发射的“墨子号”人造卫星进行量子通信研究的研究团队负责人。其团队2017年以后相继发布了多项世界首创的实验成果。潘建伟今年当选美国《时代》杂志“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

        使用人造卫星的实验要耗费巨额资金，欧洲和日本还在犹豫不决。日本的研究人员认为，“在基础科学领域，中国正在踏入他国难以涉足的领域，领先世界”。

材料一：

所谓文化，通常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它的价值系统。而文化自信则是指一个民族基于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积极肯定、自觉珍惜而形成的一种对其坚守、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取向。文化自信就其内涵而言，包含两重含义：一是作为一种文化类型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二是作为这种文化类型的文化主体的文化性格。这就是说，文化自信是一种文化类型的精神特质和文化主体的担当性格的有机统一。

当然，作为统一的中华文化，它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同一种文化类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合规律性发展的文化之链，但是它又存在着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客体与主体的不同方面、不同内容和不同性质的区分。因此，我们要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就必须对这一概念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整体把握和理性对待。否则，就可能在所谓文化自信、繁荣文化的旗号下造成混乱。

那么，继承与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不能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呢？这涉及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它自身的文化特质问题。事实上，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质就是“自信”，它是一种具有高度自信精神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它最初萌生时的神话传说中，就是以自信、自强为精神特质的。人们所熟悉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等，不就充满了一种发奋而自信的精神吗？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就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精神理性化、理论化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荀子则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这些不正充满了一种一往无前的担当而自信的精神吗？宋儒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清时期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无不是充满了一种无畏而自信的精神。

如果说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我们的着眼点要放在坚定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上，那么它的落脚点和目标指向就应该放在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具有文化自信的文化主体上。人是文化的主体，又是文化的创造者。离开了作为主体的人，就无所谓文化，而任何优秀的文化也只能是海市蜃楼。因此，培养和造就具有文化自信的文化主体才是我们要着实下功夫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唐凯麟《如何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

材料二：

《解放日报》副刊《朝花周刊》记者就“中国文化自信”这一主题专访了原文化部长、作家王蒙，以下为访谈节选。

朝花周刊：您为什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时代话题？

王蒙：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活的传统，是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我们的文化自信，包括了对自己文化更新转化、对外来文化吸收消化的能力，包括了适应全球大势、进行最佳选择与为我所用、不忘初心又谋求发展的能力。

文化的高低分野，不仅代表着公民的个人素质，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彰显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因此，不论有多么困难，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时代课题。

朝花周刊：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它和世界先进文化可否对接？

王蒙：中国文化有一种适应的能力，有一种变化发展的能力，既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又有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能力。也许，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古老，甚至也看到了中华文化的不够用，但是我们还看到了中华文化的适应性，它有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有汲取和消化外来影响的能力。

现在我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国家有了巨大的发展，因为对国家前途已经有了自信，所以才有了文化自信。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对传统文化中积极、优秀的方面的自信，包含了我们对自己发展模式的自信，也包含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汲取能力、选择能力、消化能力、调整能力、本土化能力以及识别能力、分析能力的自信。我们的文化不是一个脆弱的文化，不是手指头一捅就破一个窟窿的，捉襟见肘、岌岌可危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一个能够和世界对话和打交道、能够既保持自己特色又不拒绝任何外来有益影响的文化。

朝花周刊：在全球化时代里，该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又怎样才能使中华文化始终焕发光彩？

王蒙：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奋斗历程的见证，更是今天中华民族固本开新的精神动力。全球化与现代化冲击着我们的民族传统，有些人陷入到了深深的文化焦虑中。这种时候，更需要文化自信、文化定力，更要勇于与善于实现引领、整合、包容、平衡与进一步提升，以优秀传统文化、主流文化为主心骨，积极构建生气勃勃、富有创新活力，又能够满足人民多方面精神需要的多彩多姿的文化生态格局。

我们中华民族确实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这不是“老大帝国”的狂妄自大，这是建立在转化与变革的举世瞩目、发展与创新的累累硕果之上的坚实自信。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加坦然地面对困难，化解矛盾。我们走过的道路让我们自信，我们创造的业绩使我们能够自信。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由内而外的自信，是有定力的自信，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自信，是面向世界的自信。我们要以文化自信、文化复兴，托起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创造我们的文化辉煌，助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专访王蒙：中国文化自信，是从善如流的自信》）